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金政发〔２００５〕１０３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第７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金华市人民政府
二ＯＯ五年九月十六日
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五年九月五日市政府第７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金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行为规范、公正透明的法治政府，务实高效、勤政廉政的责任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服务政府。
第三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市政府坚决维护市委的领导，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积极支持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发挥综合行政效能，接受人民监督，建立规范、协调、透明、高效的运行机制。
第五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市政府各项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六条 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委主任和局长。
第七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八条 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府日常工作中需要协调沟通的事项，由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办理。
第九条 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可负责协调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十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委主任和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市审计局在市长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三条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城市群，统筹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对内对外、人与自然的发展，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较快健康协调发展。
第十四条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有序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信用金华”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五条 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的政策措施，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六条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优质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能。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七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逐步建立行政质询和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八条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指示、决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需要由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九条 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下级政府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 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可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扩大开放的需要，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四条 提请市政府审议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审查或组织起草，并承担解释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协调一致，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能协商一致的，应报请市政府决定。各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六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逐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与权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加强行政监督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八条 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九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并督促抓好落实。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市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加强政府信息披露和宣传工作。
第七章 工作安排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计划和季度、月度等阶段性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和制发的重要公文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下发执行。
第三十四条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适时作出通报。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和公正、客观的绩效评估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落实。市政府对市政府组成部门实行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第八章 请示、报告制度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在处理政府事务中，根据工作的性质和重要程度，分别向省政府和市委、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请示或报告。
第三十七条 需要向省政府请示或报告的事项：
（一）按照规定需报审批的区划调整；
（二）市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重大灾情、事故等突发事件，重点建设项目；
（四）县（市、区）政府和部门请示的有关事项，市政府认为需要向省政府转报的；
（五）省政府重要会议、决定、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
（六）省政府要求报告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八条 需要向市委请示或报告的事项：
（一）市政府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遇到的重大事项；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城乡建设规划、产业结构调整、重大建设项目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政府工作部门、部门管理的机构和议事协调的常设办事机构以及副处级以上事业单位的设立、合并和撤销；
（四）涉外重大活动；
（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以及贯彻落实意见；
（六）需要报请市委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九条 需要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的事项：
（一）年度政府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的安排及执行情况；
（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的贯彻执行情况；
（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市政府汇报的专项工作情况；
（四）按规定需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任免事项；
（五）市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六）需要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四十条 需要向市政协通报、民主协商的事项：
（一）年度政府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的安排及执行情况；
（二）涉及全市性的改革方案和重大举措；
（三）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
（四）需要向市政协通报、征询意见或民主协商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部门需向市政府请示、报告的事项：
（一）在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重大事件以及新情况、新问题；
（二）半年度和年度工作情况；
（三）本部门重大活动；
（四）部门主要负责人到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参加会议或到市外出差，应事前向市长和分管副市长报告。不能参加相关会议和重大活动应提前履行请假手续；
（五）需向市政府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九章 会议制度
第四十二条 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委主任和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单位）、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根据需要列席会议。
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三）通报全市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
第四十四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及县（市、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根据议题需要列席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决定事关全局性的重大事项。主要有：市委重大决策事项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落实措施；提请市委审议的重大事项；以市政府名义作出的重要决策；城市规划的制订或修编，行政区划变更及调整；政府年度工作计划；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方案；
（二）研究决定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事项。主要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以及执行情况的报告；荣誉市民推荐事项；市政府需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三）制定或修订政府规范性文件；
（四）分析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趋势，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五）研究确定以市政府名义组织的重大活动方案，讨论通过全国或全省性活动的申办建议；
（六）研究提出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七）讨论研究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八）讨论决定对政府系统单位、行政领导的奖惩事项；
（九）其他需要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不少于两次，具体根据需要确定。
第四十五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及县（市、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根据议题需要列席会议。
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中央、省重要会议、文件和中央、省、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二）研究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的决定、命令和国务院、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三）研究决定专项性重要行政事项；
（四）讨论通过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重要工作会议方案；
（五）研究提出对专项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六）研究制定上级专项工作落实方案；
（七）听取分管副市长月度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确定下月工作重点；
（八）其他需要列入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事项。
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第四十六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或副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及县（市、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根据需要参加。
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需要市政府专题协调的重大问题；
（二）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因职能交叉，需要统筹协调的重要问题；
（三）协调处理市政府或市政府主要领导已决定，需要组织实施的事项；
（四）协调处理重要活动组织和重大项目建设的有关事项；
（五）研究处理属于副市长分管范围内，需要统筹协调的工作事项；
（六）研究处理其他政府工作中需要专题研究的事项。
市政府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第四十七条 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应先经市政府分管领导或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协调，规范性文件须经市法制办审核把关，再报经市政府秘书长审核，最后由市长确定。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秘书长或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负责，市政府办公室具体落实，提交讨论的有关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领导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需向市长请假，如对提交讨论的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前提出。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同志和其他需要参加会议的人员应当按照通知要求出席会议。凡由于参加上级机关的会议、活动，或出差、生病等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提前向市政府秘书长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他人代替出席会议。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纪要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的纪要由召集会议的市长或副市长签发；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审定，重大的新闻稿须报副市长或市长审定。
第五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提出，报市长办公会议审定，由市政府办公室会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承办。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不邀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第十章 公文审批
第五十一条 各地、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意见》的规定，遵守行文规则，注重公文效用。除市政府领导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涉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意见分歧，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五十二条 各地、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以及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的分工呈批，按规定程序办理，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向省政府报送的公文，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通知，由市长签署或签发。
第五十四条 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公文，经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或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审阅后，报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审核，属于市政府分管领导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签发；涉及资金、土地、编制等政策性、全局性重要内容的，经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分管副市长签署后，由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公文，经有关市政府副秘书长或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审阅后，由市政府秘书长或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副市长或市长签发。
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以外，应及时公布。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十一章 作风纪律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通过举办理论学习会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第五十七条 市政府领导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领导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和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第五十九条 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廉政建设各项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捞取私利，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第六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第六十二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刑事诉讼能否既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又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呢？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一、背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几个环节与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是自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最先是以中立的裁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诉讼产生之前，社会冲突主要靠血亲复仇来解决，这种通过消灭或者征服对方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暴力冲突。因此，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消灭掉，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对冲突做出中立的评判。这个裁判者应当具有能够使冲突双方都愿意遵从其裁判结果的权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扩大，仅靠德高望重者的个人权威已无法胜任这一裁判者角色，因此，国家便以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姿态应运而生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由于尚未形成国家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就需要“设置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使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出现任何争执时可以向它申诉，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它的决定。”[1]（P． 461）这个“人所共知的权威”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恩格斯也将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解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P． 170）可见，国家最初就是以社会冲突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才能显示出其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中立姿态。
其次，国家之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的取得使得其本身被卷入了社会冲突之中，并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 170）。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紧密，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却很难通过由所有实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接确认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必须寻求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便由此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 132）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公共利益是“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利益，它可能确实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并不符合。而正是由于这种“脱离”，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再次，在社会与“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应当以社会为本位，还是应当以国家为本位的问题，也即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问题。在国家本位主义下，国家力图凭借国家强制力统治和管理社会，国家统治本身成为目的，维护国家统治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本位主义下，国家权力仅被用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统治并非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对社会自治形成不必要的干预，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究竟是采国家本位主义还是采社会本位主义又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如果认识到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是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就会采社会本位主义。如果把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则会采国家本位主义。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客观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虚幻的共同体”，后者则是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现实的交往体系。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被广泛、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与管理之中，也即社会被国家化。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则意味着：在认识层面，要从国家与社会胶合的迷雾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树立社会本位主义的观念，防止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在现实层面，要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P． 3）从国家权力阴影的笼罩中救赎出来。
二、本质分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和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
在私人冲突中，国家是超脱于冲突之上的，并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中立立场的普遍信任。此时，国家与私人裁判者一样，其权威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非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诉讼则“主要是摹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高级官吏谨慎地仿效着临时被召唤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5]（P． 211）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一些过去仅被认为是侵害了直接受害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即构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国家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国家刑罚权。由此，各国刑事诉讼的本质出现了分化：一是演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也即成为了国家借以实现其刑罚权的手段；二是保持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本质，由具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者，而非作为冲突之一方的国家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
（一）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
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犯罪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力对犯罪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滥用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国家权力滥用也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防范和抑制。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就是既要依靠国家权力惩罚犯罪，又要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人权所形成的社会冲突。
要充分理解这一社会冲突，就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对该冲突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抽象利益，这种抽象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现实的共同利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共同利益或公益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6]（P． 2）并且，在因公共利益受到犯罪侵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其只能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而不能再出任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也并非处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居于其中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以所有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内核的，脱离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特定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如果纵容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实际上等于是将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了可能遭受国家无端怀疑和任意侵犯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家权力滥用所侵害的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对犯罪的惩罚固然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同样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因此，控辩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简单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再次，冲突的解决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而非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此，只有当冲突的裁判者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代表，而非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时，才最有利于维护这一现实的共同利益。而充任裁判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一是陪审团，二是独立的法官。陪审团本身就是由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因此当然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美夸张的说法里，陪审团审判是惟一公正的审判方式[7]（P． 260）。至于独立的法官，是指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非国家的代表，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中立的裁判，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司法独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
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反映了对犯罪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一方面是将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将本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之内核的个人利益置于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由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就被简单化了，刑事诉讼也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在此种刑事诉讼中，国家不再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而是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并且凭借国家强制力成为冲突中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中立裁判，而是为了惩罚侵害了由自己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个人，从而从一个裁判者演变为了一个治罪者。刑事诉讼也随之脱离了诉讼原有的由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三方构造，而演变为实质上的两方构造，一方是拥有刑罚权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国家刑罚权所指向的个人。即便是检察制度的确立使得刑事诉讼具有了三方构造的外观，但是，只要法官是代表国家的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惩罚犯罪而不是以中立裁判为己任的，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控审分离和裁判者中立，刑事诉讼也就只能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
三、功能分析：内生秩序促成型与外造秩序推行型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外部的“人造的秩序”，它是指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6]（P． 55）；一是源于内部的、自生自发的“增长的秩序”，它是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所显示出的一种并非任何人可以创造的秩序，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6]（P． 56）。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外造秩序”和“内生秩序”。
“社会”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6]（P． 68）。至于国家，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社会内生秩序的一部分，哈耶克曾援引弗格森的话说，即便是国家的建立也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8]（P． 59）。恩格斯也说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2]（P． 170）但是，国家一旦产生，就会试图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和控制社会，推行一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外造秩序。
从功能角度来看，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是一种“外造秩序推行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推行符合国家意志的外造秩序；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内生秩序促成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将犯罪视为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而维护或恢复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对破坏了这种秩序的个人予以惩罚和对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予以震慑，刑事诉讼也就由此被设计成了国家依靠强制力来确定谁是犯罪人和惩罚犯罪人的一种犯罪调查活动和治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国家实际上是要推行其所期望的统治秩序；后者以社会为本位，其力图为冲突双方提供一个中立的论坛，期望能通过由冲突双方共同主导的诉讼来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其对司法独立的强调，也正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9]（P． 59）。
四、模式分析：当事人对抗模式与职权调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模式，反之，刑事诉讼的模式也反映着刑事诉讼的本质。我国的模式理论主要关注于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划分类型多而凌乱。西方理论则大多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具有一定对立特征的模式，这些对立特征恰恰是对刑事诉讼不同本质的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划分包括“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弹劾模式”与“纠问模式”、“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等。那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模式划分理论中，哪种划分更能揭示出刑事诉讼的本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