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办理办法（2006修正）
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办理办法
（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大同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４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８日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２００６年８月４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办理办法》的决定
（２００６年８月４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办理办法》，决定予以批准。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办理办法》已经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４日批准，现予公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７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提出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做好办理工作，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代表依法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执行代表职务，代表人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
第三条 代表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认真准备并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提出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应当设立议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审查工作。
第五条 认真研究办理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答复，是有关机关或者机构、组织的法定职责。
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当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有关工作机构应当为代表议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务。
第二章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办理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代表议案，是指市人民代表大会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要求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事原案。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可以作为代表议案提出：
（一）制定、修改、废止或者解释本市的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需要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决议的重大问题的事项；
（三）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或者批准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下列事项不应当作为代表议案提出：
（一）市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二）应当由下一级或者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办理的地方性事务；
（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审判权、检察权范围内的事项；
（四）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事务；
（五）其他不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第十条 代表议案一般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日起，至大会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符合议案基本条件、准备成熟的代表议案，也可以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
第十一条 代表提出的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案由应当明确清楚，案据应当充分合理，方案应当具体可行。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应当提交该议案的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修改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应当附有法规修订草案文本及其说明。
第十二条 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时，应当有领衔代表，使用大会印制的专用纸按规定书面提出，一事一案，并亲笔签名。
第十三条 代表联名提出议案，领衔代表应当向参加联名附议的代表分别提供议案文本，经附议人认真审阅同意后，再签名附议。有条件集体讨论的，应当经集体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签名提出。
第十四条 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由各代表团负责将代表提出的议案，在大会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之前送交大会秘书处议案工作机构。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由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提议案人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
第十五条 大会秘书处议案工作机构，应当对代表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议案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对不符合议案基本要求的代表议案，可以建议提议案人进行修改、完善，或者将议案改作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对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的议案进行整理和分类。对闭会期间提出的符合议案基本要求的代表议案，属于法规案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然后再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其他议案在大会会议举行时，送交大会秘书处议案工作机构，与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一并整理后，提交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
第十六条 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提出的议案进行审查后，向大会主席团提交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
所提议案不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不符合议案基本要求的，不足法定联名人数的，应当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对超过代表大会规定议案截止时间提出、符合议案基本要求的代表议案，应当作为闭会期间的代表议案办理。
第十七条 大会主席团根据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决定代表议案是否列入本次会议议程，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经大会主席团通过的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应当印发大会全体代表。
第十八条 决定列入大会会议议程的代表议案，在大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领衔代表关于代表议案的说明后，交各代表团进行审议，议案审查委员会根据审议意见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再由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是否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经大会主席团决定交付大会表决的，由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列入大会会议议程的代表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议案提出人要求撤回的，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九条 未列入本次大会会议议程的代表议案，由大会主席团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在大会闭会后审议办理。
第二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需要先征求有关机关、组织意见再进行审议的，应当在大会闭会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代表议案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有关机关、组织应当在大会闭会之日起四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提出意见。审议代表议案时，应当邀请提出相关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参与审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应当包括议案的主要内容、听取和采纳有关机关、组织和提议案人意见的情况、审议意见等内容。必要时可以用附件作详细说明。
第二十一条 大会主席团决定交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后审议办理的代表议案，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理的，应当在大会闭会后八个月内办理完毕，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并答复提出议案的代表。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在办理代表议案时，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议案内容，进行视察、执法检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作出决议、决定。在调查、视察、执法检查时，应当邀请提议案的代表参加，听取其对议案办理情况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书面报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第三章 代表质询案的提出和办理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书面质询案。
第二十五条 下列事项可以作为质询案提出：
(一)实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方面的事项；
(二)贯彻国家方针、政策方面的事项；
(三)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方面的事项；
(四)重大决策和工作方面的事项；
(五)重大失职和渎职的事项；
(六)其他需要质询的事项。
第二十六条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使用大会印制的专用纸按规定书面提出，一事一案。提案人应当亲笔签名。
第二十七条 质询案答复方式由大会主席团决定。可以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大会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或者代表团会议上口头答复，也可以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大会主席团会议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出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大会主席团认为必要时，可以将质询案和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也可以作出相应的决定。
质询案以书面形式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签署，由大会主席团决定印发范围。
第二十八条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二十九条 受质询机关应当接受代表的质询。拒绝代表质询或者敷衍塞责的，代表可以依法提出处理要求。
第三十条 质询案在受质询机关答复前，质询案提出人要求撤回的，该质询案即行终止。
第四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办理
第三十一条 代表应当围绕本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其他机关、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出，也可由代表联名提出。联名提出的，领衔代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使参加联名的代表了解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参加联名的代表应当确认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
第三十二条 代表应当通过视察、专题调研和代表小组活动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法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十三条 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使用大会印制的专用纸按规定书面提出，一事一议，并亲笔签名。
第三十四条 代表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大会秘书处议案工作机构受理，转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代表。有关机关、组织能够在会议期间办理的，应当在会议期间办理。
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大会秘书处议案工作机构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汇总分析，提出拟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建议，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确定，并实行重点建议公开、交办公开、办理过程公开、办理结果公开和跟踪督办的制度。
第三十五条 会议期间有关机关或者组织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书面答复，应当按照规定格式和份数，报大会秘书处。
第三十六条 对大会会议期间未能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在闭会后，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统一编号、登记后，按内容分别转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机关或者组织研究办理，并答复代表。
代表对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共同交办。
第三十七条 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和健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制度，实行主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制，严格办理程序，提高办理质量。
承办单位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后，应当认真清点、登记，及时研究。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七日内，向交办机构说明情况，由交办机构重新确定承办单位并交办。不得自行转办。
第三十八条 承办单位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过程中，应当加强与提出相关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的沟通、联系，通过走访、调研、座谈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交办的需要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或者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当由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研究办理，并邀请相关代表参与研究。
市人民政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共同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市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并指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协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
对于内容相同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当统一研究办理措施，可以并案办理，但应当分别答复相关代表。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一般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理。重大问题，应当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后再办理。办理的结果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答复代表。
第四十条 承办单位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将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结果答复代表：
（一）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尽快解决并明确答复代表；
（二）应该解决但一时难以落实解决措施的问题，应当先向代表如实说明情况，明确办理时限，在妥善解决后再答复代表；
（三）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当向代表充分说明原因。
对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当在闭会之日起三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复。对闭会期间提出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当在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复。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国家机密的，承办单位应当做好保密工作。
第四十一条 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结果应当书面答复。答复内容包括办理过程和需要说明的问题，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发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办理结果同时抄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市人民政府部门办理的，同时抄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由市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共同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协办单位应当在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办理意见送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统一答复代表。主办单位答复代表时，应当向代表说明相关协办单位的办理意见。需要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办理的，各有关承办单位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办理，并分别答复代表。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因意见不一致，需要上级进行综合协调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当进行协调。
第四十二条 代表对办理结果的答复不满意要求重新办理的，可以将具体意见及时告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交由有关机关、组织重新办理。承办单位应当认真研究，主动征求代表意见，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将办理情况再次书面答复代表，同时报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加强与承办单位和相关代表联系，督促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落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当加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
第四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报告，应当印发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报告，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印发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第四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可以组织代表对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进行视察、检查。
第四十六条 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敷衍塞责、互相推诿、贻误工作的承办单位及其负责人，代表可以依法提出质询，由受质询单位的负责人进行答复。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浅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刘长秋
（20002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上海）
摘 要：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浅要分析。
关键词： 死亡权；权利虚置；立法设计
中图分类号：DF90•0 文献标识码：A
与出生权一样，人的死亡权问题也是各国法理学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复杂问题。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安乐死问题的重新关注，尤其是2001年4月荷兰安乐死法案的通过所带来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再思考，死亡权再一次作为一个亟需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被摆到了各国理论研究者的桌面上，并重新在各国理论界引发了激烈争论。那么，人到底是否应当享有死亡权呢？假如人享有死亡权，则该权利有哪些特点，我国立法者又应当怎样从立法上去对这一权利进行科学地设计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浅作探究。
一、人应当享有死亡权
笔者认为，与享有生存权一样，人也应当享有死亡权，主要理由如下：
1．生命权是公认的人所固有的基本权利，而在逻辑上，死亡权是生命权的一个方面。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生命是指包括从人的生命形成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因此，生命权应相应地包括人在生命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具有的三个具体权利内容，即生命从开始孕育到出生时的出生权、从出生后到死亡前的生存权以及临近整个生命末端的死亡权。[1]就是说，人的生命权之中实际上已经先天地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而生命权又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因而，作为生命权之中的死亡权显然也应当是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
2．保障人死亡自由的需要是人享有死亡权的根据。
从法理上说，权利是对权利主体利益和自由的确认或保障，而死亡权就是对濒死病人死亡自由的确认。由于人的生命是属于个人的，“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2] 因此，人有要求死亡的自由，而为了使这种自由最终获得实现，人也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只要这种死亡的权利不违背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另外一方面，生命又不仅属于个人，它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会给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某种隐患或损害时，社会可以对个人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时，法律就会成为限制人死亡权的最有效手段。[3] 可见，只有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无害甚至会有益于社会时，个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而个人的这种死亡权也才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确认和保护。例如，在安乐死的情况下，病人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尽管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4] 但由于其为他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要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法律没有理由限制病人的这一权利。
3．死亡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在法制文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个人显然应当享有死亡权。
法制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追求并最终要实现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而法制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法律的制定、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5] 因此，衡量一部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看该法律对反映公民个人意愿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程度。在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允许病人安乐地死去，恰恰是法律对这些病人基本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因为，在病人治愈已无多少希望而活着又只能倍受痛苦的情况下，不允许病人自由且安乐地结束自己生命以结束其所承受的痛苦，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折磨。这种行为是极不人道的，是对病人基本意愿的漠视。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与保障，是文明社会法制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4．从《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现行《宪法》为人们实际享有死亡权提供了较为可行的立法空间。
首先，《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说明，在我国，人格尊严是受法律并首先是《宪法》的严格保护的，而死亡权作为濒死病人主动结束自己痛苦生命的一种自由权，实际上也是他们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自由权。绝症病人在临终前深受病魔的折磨，往往都痛苦不堪，以致无法维护其在正常情况下作为正常人时所本应具有的尊严。对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而言，这种痛苦地活着远不及安乐地死去。而死亡权允许他们选择安乐死这种死亡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或消除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体现了是对濒死者生命质量和尊严的尊重，是对我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一种细化和回应。
其次，我国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这并不想当然地意味着《宪法》对死亡权的排斥和拒绝。这是因为，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则性和概括性的法律，它不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都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而只能概括地提供一个“纲”，而将那些具体的权利留给其他部门法去规定。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宪法》拒绝了这些具体权利。相反，实际的情况是，《宪法》并没有拒绝这些权利，而是将这些权利隐含在了某些条文之中。例如，《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名誉权，但由于名誉权是公民维护其人格尊严的一项必备权利，所以，没有人会否认《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权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名誉权。同样，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由于死亡权的本质是人自主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自由，因此，笔者以为，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换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中是包含死亡自由的，只不过这种死亡的自由需要借助其他公民（例如医生）来帮助其实现而已。
再次，当代宪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是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使得“权利本位”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一个重要倾向。而根据“权利本位论”所主张的权利推定规则：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应当是法律所允许的。当前，由于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将死亡权拒之门外，所以，人们实际上可以享有死亡权，只不过在具体享有死亡权的方式和程度等方面还需要由某些专门的法律（例如安乐死法）来加以细化和进一步明确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的产生和法律对死亡权的认可与接受也是与《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向相一致的。
二、死亡权的特点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人应当享有死亡权。然而，作为一项理论界尚存在争议的权利，死亡权又必然是不同于普通法定权利的，它有着某些自身专有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死亡权是一项伦理色彩很浓的权利。
由于死亡权所保障的是人趋死的自由，是直接挑战人的生命关系的一项权利，因此，死亡权具有极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死亡权的确认和保护极有可能会引发伦理上的危机。这是因为，法律一旦确认了死亡权，实际上也就是将死亡权上升到了法定权利的高度。我们知道，法定权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在其受到不当干预和侵害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寻求民事、行政或刑事方面的保护，易言之，一旦这些权利受到不当干预或侵害，有关的权利主体便会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所以，不难想象，如果法律确认了人的死亡权并规定了与之相匹配的司法救济措施，则对于与病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具有亲情而力图挽留病人生命并在客观上干预了病人死亡要求的病人的近亲属来说，一旦病人动用死亡权这块挡箭牌，则无疑将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是其从心理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由此可见，死亡权的伦理性是很强的，它在立法中的确立会极大地冲击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
2．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
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有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两种存在形式。其中，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依赖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先天存在着。而法定权利，顾名思义，是指法律规范中的权利，是由自然权利最终演化和发展而来的，对权利主体而言，其所具有的自然权利能否获得实现，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要使这些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是说，要使这些自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否则，自然权利对权利主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些奢侈品。但法律是否会对这些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却要取决于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既定事实。以生存权为例，在奴隶社会中，尽管奴隶也先天地具有生存权，但这种自然状态的权利却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法律上是不享有生存权的，在其生存权受到奴隶主的侵犯时，奴隶无法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这种现实直到人类进化到了社会普遍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应当被重视并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阶段时才得以改变，生存权被最终纳入到了法定权利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法定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法定权利就是对自然权利进行平衡、筛选而产生的”，[6] 自然权利是法定权利的价值基础。
对于死亡权而言，它最初与生存权一样，也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而存在的，并且是一项人所固有的天赋权利。作为一项固有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存在并不以法律的宣示为要件，就是说，即便在法律没有宣示这一权利的情况下，这一权利依旧天然地存在着。这正是尽管法律已经运作了上千年而迄今依旧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敢于明文禁止个人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权的这种特点产生了下面这样的要求，即在客观上具备了法律对该种权利加以规定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必须是有限度的逐步介入，而不可能是对死亡权的全面肯定和保护。
3．死亡权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下列事实，即：一旦该种权利被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则其只能以一种非诉权利的身份出现在立法的条文中。
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浓厚伦理性，使得法律在对待这一权利时，不能够采取过于轻率的态度，简单地加以确认和保护，而必须要具体分析这一权利所赖以实现的现实条件，有选择、有限制地加以规定。否则，就难免会引发某些伦理上的危机，背离法律日趋向公平和正义发展的最终方向。此外，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对这种自然权利而言，在当前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事实条件在理论界尚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法律对于死亡权虽应当加以认许，以使其最终摆脱自然状态，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其受到善意干预时，法律却不应对其提供司法救济。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某些伦理危机。具体到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死亡权的本质目的在于肯定和鼓励已无生还希望的濒死病人坦然结束自己生命的勇气和自愿为家庭与社会减轻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而不是保护其要求死亡并为实现这种死亡而不惜伤害其亲属的自由。可见，与健康权、隐私权等法定权利不同，死亡权是一种不可诉的权利。
4．最后，作为一种主要基于解决安乐死问题而将被提升到法定权利高度的伦理性权利，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
换句话说，在权利的主体方面，依法可以享有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那些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而且，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群体范围之内，也并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完全地享有并任意地行使死亡权，某些人依旧不应享有并行使完全的死亡权，例如那些具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在其尚未达到法定民事责任年龄、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下，其死亡权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而对于那些尽管也已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但却并不愿意结束自己生命的濒死病人来说，显然也谈不上所谓死亡权的问题。这种适用主体范围的有限性也是死亡权区别于其他人身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死亡权所具有的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对立法提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普通法定权利的要求，这给立法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由于实践中已经存在许多病人自愿要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相关案例，且客观上也具有对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需要，因此，立法者应当在审慎衡量人们的死亡权问题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人的死亡权作出规定。这样一来，法律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权，便成为立法者乃至立法理论工作者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法律对待死亡权的应有态度：对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在我国，就现阶段而言，立法尚未明确涉及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人们的死亡权加以认许。因此，死亡权在我国目前还只是一项自然权利，还没有被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安乐死问题已经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其合法性已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社会的发展以及利益与自由保障的需要决定了其必然也会象生存权一样，最终需要被提升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对于立法者而言，科学合理地设计死亡权便成为其所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那么，立法者应当怎样去具体设计死亡权呢？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规定死亡权呢？
笔者以为，由于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诉性和浓厚伦理性，决定了立法者在对死亡权进行设计的时候，只宜将该权利加以虚置，即：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配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这一点无疑使得“法定死亡权”具有了一定的法理悖论性。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法律不仅应当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当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7] 也就是说，对某一项具体权利而言，其对法律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宣示以确认该项权利，也就是将原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该项权利升格为一项法定权利；其二是从程序上就该项权利提供救济，也就是在该项权利受到不当侵害时，通过司法方式对其提供保护。而对死亡权而言，法律显然只能够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一个要求——宣示该项权利，而无法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二个要求——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那么，对于死亡权这种“法定死亡权”来说，假如它仅仅得到了法律的宣示而没有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则是否会有悖法理呢？
笔者以为，权利对法律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都不是绝对的。就法律对权利的宣示而言，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宣示。法律是否宣示或确认某一项权利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事实，或者说是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需要，只有当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要并具有了加以立法宣示的必要条件时，法律才会对某项具体的权利加以宣示。而就法律应当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而言，这一点也不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绝对的。某些特殊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伦理色彩很强的权利，便不宜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如妻子对丈夫所享有的配偶权受到侵害，便不享有诉权而得到救济。所以，严格来讲，法律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宣示权利，并应当对普通的权利配置救济程序。这样看来，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也是不违背传统法理的。
当然，有些学者可能会因此而对“法定死亡权”的意义提出质疑，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有一种意识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即：权利是对利益的斤斤计较。在这种权利意识已被逐渐格式化的情况下，一项不可诉的权利由于并不具有普通权利的利益保障功能和需要，那么对它来讲，其在立法上的存在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还大有画蛇添足之嫌。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花朵可为人添美，但虚假的权利只能是伪善。”[8] 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下面，我们不妨用一个比较蹩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医生的作用在于能够开出一剂能够消除其病苦的好药；但对某些特殊的病人而言，比如说，一个渴慕得到一朵鲜花却又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如愿以致积郁成疾病人，医生的作用或许更应当在于它能够送给该病人一朵其梦盼已久的鲜花，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驱走心头的忧郁，剪除其致病的本源。可见，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鲜花有时候也应当是所应提供给病人的一剂良药。而对于一部好的法律来说，某些看似装饰品的、虚置的、不可诉的权利也未尝不具有上述我们所说的鲜花的这种作用，假如我们把法律视为由立法者这类“医生”所开出的一个药方，则这些权利便是这个药方中的一剂剂良药。而假如我们将这一例子与安乐死作一下对类比，则对于那些饱受痛苦而又绝无治愈可能性的濒死病人来说，死亡权的意义便恰似医生药方中的鲜花，它在装饰法律、宣示法律文明的同时，也为这些病人趋死的愿望和以死亡来减轻其家庭和社会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援助。因此，对于法律来说，设置一些诸如死亡权等在内的不可诉的虚置权利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死亡权也与生存权一样，是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从特征上来说，死亡权是一种不具有可诉性的伦理性权利，为此，需要法律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这一权利。具体言之，法律只应当宣示以确认这项权利，而不可以为其配之以司法救济程序。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而笔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限度也应当是由法律最终来承认这种虚置的死亡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生存权是人生命权中的主导权利，在人的漫漫一生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出生权是生存权的基础，没有出生权也就谈不上生存权；同时，生存权又不可能是有始无终的，死亡权应当是其最终的归宿。
[2] 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3] 这其间是有一个利益衡量过程的，在个人对自己生命处分给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损害时，社会没有理由要限制个人的死亡权的，而法律也没有理由不认可个人的死亡权。
[4] 例如其家人因此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以及传统生命神圣论因此所要面对的舆论冲击等等。
[5] 李春明：《安乐死立法的法律价值分析》，《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4期。
[6]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