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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事故鉴定制度的立法思考
李生峰
（新乡医学院社科部 453003）

摘要：医疗事故鉴定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关键，而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却严重滞后。本文就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设置，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鉴定结论听证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约束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关键词：医疗事故鉴定、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听证、立法

近些年来，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投诉大幅增加，医患双方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笔者认为，在这类纠纷的处理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是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因为鉴定结论起着判定是非曲直的关键作用。然而，反思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却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为紧迫的是对我国医疗事故鉴定进行立法完善。下面就此问题谈些认识。
1 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设置
1.1 医疗事故鉴定和卫生行政部门职能分开，摆脱医疗事故鉴定的地域管辖的束缚。
将医疗事故鉴定组织从卫生行政部门独立出来，与其它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大型医疗集团的专科医室、大学里的医学科研机构、法医部门等）共同组成多元化、多层次的面向全社会服务的公众性中介机构。这样一来，既有利于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规范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使其将精力集中到加强卫生行政执法和卫生保健知识宣传方面，更好地履行其政府职能，同时，也可避免由于现行卫生行政部门与鉴定组织和当事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导致患者方对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极端不信任。
在医疗事故鉴定的管辖上，发生医疗事故的医患双方均可向任何一家医事鉴定机构申请鉴定。这样，可以有效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摆脱鉴定组织、当事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因某种“近亲”关系所结成的关系网。就卫生行政部门而言，这样做并非削弱其政府职能，因为，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鉴定结论如果有异议，同样可以申请复议或申请重新鉴定。
1.2 对发生的医疗事故，应根据其严重程度和性质，实行级别管辖。
按照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医疗事故术鉴定委员会分三级。那么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后，应由哪一级来管辖受理，在《办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应实行级别管辖，对可能构成一级医疗事故的由市（区）级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进行首次鉴定；可能构成二级以下（包括二级）的医疗事故的，由县级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受理鉴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除特殊情况（如涉及重大刑事侦查、国家安全等）外，一般不负责医疗事故的第一次鉴定工作。根据《办法》第1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这样，如果第一次鉴定就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来进行，那么，当医疗单位和患者及其家属对省级鉴定不服时，由于它是最终鉴定，已无法再向上一级申请鉴定，似有剥夺医患双方复议权之嫌。尽管医患双方可向作出处理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对该卫生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但从鉴定程序上来讲，如果第一次鉴定就是最终鉴定是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的，因而，根据医疗事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实行级别管辖，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 对现行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人员构成进行彻底改革。
目前，我国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虽然名义上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但其日常工作仍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加之其与医疗单位的特殊关系，其成员大多数由本地区医疗机构的有关专家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官员组成，鉴定组织作出的鉴定结论很容易使患者及其家属产生“医医相护”的疑问和不信任。要改变“自家对自家人进行鉴定，自家人断自家人官司”的局面，必须彻底改革医事鉴定组织的人员构成。作为处理医疗纠纷重要依据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不是单纯的医学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伦理、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组织应广泛吸收医学专家、法学专家、伦理学专家和法医等组成，以提高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和法律权威性。特别是法医参加到医疗事故鉴定组织中，是当前打破医疗事故鉴定垄断局面的捷径。尽管在《办法》中也规定了省级鉴定机构可以吸收法医参加，而实践中却很难做到。所以，为公正鉴定，各级鉴定机构均应有一定比例的法医学专家参与鉴定，杜绝暗箱操作，增加鉴定工作的透明度。
3 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性质的认定。
3.1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鉴定结论实行听证制度，接受公民的监督，依法行政。
听证就是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方式和程序。实践中体现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方式，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听证就是正式听证，如政府听证会。目前我国价格法、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听证制度。听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百年历史，非常成熟。如在美国学校处罚一个学生都要听证。
法律授权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具有行政裁决权。随着公众自主意识的加强，人们对政府决策和履行职务的科学性、透明度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医事鉴定结论进行听证。实行鉴定结论听证制度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从法律角度讲，听证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非常有效的制度，它以程序上的公开、透明保证行政行为的更加客观和公平。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包括目前的医事鉴定，仅仅对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脱离社会监督，这就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有了听证制度，医事鉴定行为就会很慎重。
其次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听证制度是沟通患者及其家属、当事医疗机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很好渠道。不听证，就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没有群众基础，对鉴定结论不信任，往往对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裁决也不服。
第三从加入WTO的角度来说，WTO的原则很重要的方面是公开透明、打击垄断。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面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所以，实行鉴定结论听证制度是势在必行。
3.2 立法上应当明确鉴定结论属于证据材料，不经当事人质证和法院认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现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依《办法》可直接用作定案的“依据”，于法有悖，这实际上是鉴定权部分取代了审判权。根据民法典理论，鉴定结论属证据的一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2款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该法第66条也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就此，医疗事故鉴定在性质上属鉴定结论，概莫能外，也应当经质证和审查判断后方能使用。这一程序规则的根本原因在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属于审判权范畴，任何证据材料必须经法庭“过滤”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尽管医事鉴定组织大多由医学专家组成，其鉴定结论也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技术上的权威要被法庭所认可，才能变成法律上的权威。
4 立法上应对鉴定机构及其成员进行法律约束，实行错案追究制度。
4.1 实行鉴定机构评审制度。
发生医疗纠纷后，受侵害方（患者）只能提出鉴定的申请，而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和组织鉴定权由卫生行政部门行使，由此可见，医疗事故鉴定实际上是行政意志的体现。现行法律又规定，只有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当事人才能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受理。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鉴定结论作为法律裁决的依据，给人一种以行政权力威逼法庭采信其鉴定结论的感觉，即使鉴定结论有误，而法庭也不能追究错鉴结论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实际上授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司法豁免权”。因此，对鉴定机构必须进行法律约束，立法上可实行鉴定机构评审制度。
国家建立由专家组成的医事鉴定机构评审委员会对鉴定机构的业务水平、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出具资质等级证书，不同资质等级的鉴定机构在受案范围上作出限制。对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等行为造成鉴定结论错误或失实的，对鉴定单位给以罚款或降级等处分。
4.2 对医事鉴定机构组成人员实行错案追究制度。
现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实行的是“集体负责制”，鉴定结论最后只加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公章。如果鉴定结论出了问题，参与鉴定的诸成员怎样承担责任呢？现实生活中，这种集体负责制的结果往往是“集体负责，但集体中的每个人都不负责”，最后没有人负责。所以，医疗事故鉴定必须实行主鉴人负责制（个人负责制），对鉴定结论要求主鉴人签字，出了问题，实行错案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1．龚赛红 《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1年9月版
2．乔世明 《医疗纠纷与法律责任》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1年6月版
3．定庆云等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4．侯华象 《谈医疗事故鉴定某些规定与法律存在的抵触性》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1年第3期
5．李泽钊 《反思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1年第4期
6．睢素利等 《对我国医疗鉴定的思考与探索》 《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4期
7．刘革新 《医与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版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演化出一系列带有共性的社会矛盾，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呈现出发散式趋势。激烈的社会矛盾往往最终反映到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中，法院对此必须作出积极回应，化解社会矛盾带来的冲击。审判监督程序在法院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宏观层面，在纠正冤假错案、化解涉法信访、实现案结事了的等微观层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新证据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重要缘由，然而，由于法院不得不面对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之间的冲突与博弈，面对来自法理之外的情感、道德等多重评判与压力。有关审判监督程序中新证据运用还存在不少争议。新证据的取得、举证、质证、采信等实际程序上运用，必须遵循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有机统一、公正与效率兼顾、有错必纠与既判力的协调、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维护平衡等现代司法理念。我们从法理视角对此进行了多维思考，结合司法应用实践，来探索这些传统与现代理念之间冲突的症结和困境所在，并作出理性的思考与判断，以期对秉承现代司法理念，实现审判监督程序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商事　 新证据　 多维　思辨

　　一、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新证据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两难选择

　　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客观事实是一种物质存在，法律事实却是意识层面之下的客观存在。“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法律事实是事实的一种，是被法律所处理的或带有法律性质的社会范围内的事实。” 我国传统司法理念中，存在实事求是的基本理念，“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甚至适用的传统司法理念，这种观念也比较符合社会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然而，事物是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客观事实的发生，反映到司法程序中，已经无法完全复原。无论是当事人的角度，还是社会公众，甚至是司法机关，都无法真正完全的复原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对于客观事实的完全再现，只是理论上的追求和表述。对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复原，都要加入人的主观认识成分。传统的司法理念中对于客观事实的极端和完全的追求，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是使用何种类型的证据，也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理论上都无法完全再现已经过去的客观事实。

　　审判监督程序中对于新证据的运用，无非就是为了实现处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出现脱节这个焦点问题。不少当事人认为所自己主张的客观事实，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和认定。自己受到了冤枉，而信访不止，无数次的申诉。当事人因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新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仍然固执己见，造成司法机关十分被动。民商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传统司法理念中，新证据的作用完全是为了证实客观事实，而推翻通过审判程序确立的法律事实。这种对于客观事实的苛刻追求，是违背现代司法理念确立的规则与原理的。“以诉讼的方法令人完全确信地重现过去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以当事人获取的所谓新证据而轻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是不可取的。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仅凭获取了一些间接证据，如获取不同的证人证言，来试图启动对具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的审判监督程序，这种现象还比较突出。对于以新证据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应该进行听证，确保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认定与运用在司法程序中的正确实施，慎重对待这种对于客观事实片面追求的申诉请求。

　　新证据的认定和运用在当事人和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理念上的冲突，这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对于法律事实的尊重，也是遵循一定的审判程序而得到的。对于经过法律程序而获得法律事实，这是程序正义之后的结果。这种结果必须受到尊重，这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容。传统理念中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程序正义具有独立的应用价值。“不按程序办事尽管可能带来一时的方便, 但这样做的代价非常高, 甚至会危及统治体制的正统性。” 对于原审生效判决生效后，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取得的新证据，不能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错误。如果尊重程序正义，可以以新证据重新发起一个诉讼，来重新确立客观事实支撑的新的法律事实。“承认认识的相对性也就等于肯定了法律事实的合理性”。 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案，被告因为自己书写的欠条没有抽回，而原告书写的还款收条却没有找到而败诉，被判偿还借款五万元及利息，但若干年后搬家后找到了原告的收条。这种情形下，不能认为原判认定的法律事实存在错误，因为法院遵循了民事证据规则，遵循了程序正义，正确认定了法律事实。被告如果已经依据原判内容履行了付款义务，可以依据收条进行重新发动一个诉讼，以原审原告不当得利为案由，进行重新诉讼，而不是以有新证据为由，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后重新作出裁判，进行执行回转。

　　二、公正与效率:新证据运用的法经济学思考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权正常发挥社会调节作用的最基本的两大要求。一个社会纠纷的产生、发展到最后的分化、异化、消融，需要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中，纠纷背后的社会关系存在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阻滞作用。因此，司法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必须在公正的前提下，保持着一定的效率。“追求客观事实的努力受到效率评价标准的制约，为了使人类生活和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效率，有时候不得不牺牲对客观事实的追求。” 这是对法学进行经济学分析之后的理性判断，这种基于经济学上效益分析是完全必要的。“效益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价值。在一般的意义上，效益的价值目标要求一种诉讼程序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取尽可能的大的收益。” 诉讼是有成本的，司法机关本身的成本且不论，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仅仅表现在诉讼费用、律师费等物质支出，还有时间成本，这种时间成本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十分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诉累不仅仅是金钱的付出，还是交易机会的丧失。一方当事人申诉请求的不断提出，将影响裁判固定的社会关系的新的发展，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的诉累。对于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的新证据，对于在原审程序中没有举证，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提出的一方当事人，必须给予另一方当事人损害赔偿，可以不论提出一方是否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对于提出新证据的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就质证、再审所需要的实际成本进行主张。

　　对于原审裁判过程中当事人没有提供的新证据，是否纳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运用，我们必须秉承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标准。客观上，在原审在举证期限内没有举证，是因为原审程序中当事人不能发现、不能提供或应该不能发现，应该不能提供的证据，而在原审诉讼举证期限期满后，或原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或应该能发现的新证据，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当事人提出的，应该重新组织举证、质证。如果客观上当事人能够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为了某种不正当的自身需要没有举证的，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相对方当事人对于这种证据，因为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没有获取的，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可以作为新证据使用。这是对于新证据获取和提供的客观现实判断。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于举出新证据的当事人的主观心态的判断。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很重要，对于新证据举证当事人主观心态上的判断，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基本标准。分析新证据形成的客观原因，结合举证人的客观行为，判断行为是否存在欺诈、隐瞒、投机等不良诉讼心理状态，最终决定是否作为新证据运用。

　　对于当事人提起申请再审的时间为原审发生法律效力之后的两年内，这个时效上基准基点不能违背，但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为了处理涉法信访，不顾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性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信访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又包括信访人的成本和公共成本，最终，使信访制度成为一个成本高昂的制度。” 对于超过两年期限的申诉，仍然以发现新证据而不断申请再审，仍然希望依据信访来迫使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对于这种新证据应该不予举证、质证和采信。司法本身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正当程序，而不允许当事人无期限限制地收集提交证据给法院，并一遍遍地要求法院进行审理。证据失权规则也需要遵循，也就是举证时限问题。“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诉讼当事人应当在法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或逾期不提出证据即承担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的制度。” 证据是附着在客观事物之上的，是具有一定的时空性的。新证据的取得和固定，必须遵循这个客观要求，而不是只要在原审举证期限期满后发现的证据都可以作为新证据使用，以此为根据进行申诉。

　　三、既判力与新证据的证明力：新证据运用的利弊衡量

　　既判力体现的是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对于法院裁判既判力的认同和尊重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体现。也是司法最终裁判的基本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根据‘诉权消耗’理论，当事人以诉讼方式提出的实体请求经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后，其再次起诉的权利即已消耗殆尽，不得再次起诉，也就是‘一事不再理’。这种观念后来分别被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继承，并经过发展和完善，成为既判力理论。” 法院既判力相对于审判监督程序而言，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实际上是辨证统一的。既判力在法院在遵循程序正义之后得到的实质正义结果，既判力的维护同时也需要法院发现自己裁判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允许自己主动改正错误裁判，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真正统一，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与既判力的维护并不是完全相反的矛盾存在。既判力维护是原则，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是例外，但这种例外最终的价值取向仍然是维护既判力这一原则。

　　民商事案件证据规则经历了法院职权取得证据到谁主张，谁举证的实质性的改变。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中立裁判，当事人要负责证据的调查、准备、提出、和证据价值的陈述工作，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然而，从完全的法院职权主义到完全的当事人主义，使很多当事人尤其是法律知识缺乏的农村居民等类型的当事人难以接受。实践中出现了有的当事人对法院依据证据规则进行裁判的结果不服，对于应该属于自己举证责任的承担也不能认真履行义务，导致自己败诉的结果后仍然不能接受，并且认为法院偏袒对方当事人的不良现象。原审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才进行采集证据，希望法院重新提出审判监督程序。从应然层面上看，应该尊重原审裁判的既判力。当然，原审法官应该就这种证据规则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行使基本的释明权。但这种法官释明义务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证据规则可以明知而不遵循。这种规则意识的确立是正确对待涉法信访必须树立的原则，而不是因为当事人信访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来应付申诉。因为这种证据规则的设立和正确运用，是确定法院裁判既判力的前提和条件。

　　民商事案件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的法律事实。这一证明标准往往得不到当事人的完全认同。这实际上仍然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之间冲突的集中点。“所谓盖然性，实际上是指可能性。高度盖然性针对的是，当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虽然不能达到确实的程度，但盖然性较高，足以使法官内心确信发生了证据指向的事实。” 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原审阶段只要达到了这种证明标准，就可以说符合民商事案件的基本证明标准，也就需要尊重这个法院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对于新证据，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前，法官可以根据经验法则和合理推断，正确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可能影响原审案件裁判结果的新证据进行判断，如果其证明力确实已经达到足以推翻原审裁判认定法律事实和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就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但不能只是因为当事人依据证明力比较小的所谓新证据而长期申诉或申请再审，就轻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在这个新证据证明认证的程序中，可以举行听证会，公开进行听证，在尊重当事人的诉辩权的同时，维护国家裁判文书的既判力。

　　四、私权利维护与公权力行使：当事人获取或司法机关取得新证据的途径考量

　　对于私权利的维护，私力救济之外就是公力救济。审判监督程序本身是基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而启动，是私权利维护与公权力行使交织领域。申请再审是基于当事人的诉权这种私权利基础。 “民事诉权的正当性源于私权公力救济的必要性,私权公力救济的必要性则缘于私权私力救济的有限性。” 公力救济需要在程序上形成私权利维护的程序权利均衡，这就是两造对抗的诉讼程序之中的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在审判监督程序必须遵循这个程序正义的基本内容。无论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还是具体进行，除了当事人本身的诉辩对抗之外，国家公权力如何行使也是关键所在。在取证、举证、质证过程中，可能因为公权力的过度介入，而失去了诉讼权利维护的公平性。“对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范围限制为有损公益的确有错误情形，但不少地方依然掌握过宽，没有按照司法解释精神执行，造成依职权启动再审的随意性较大。” 但适当的公权力介入又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国当前的客观情况下，对民事案件排除国家干预，取消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未必适宜。” 审判监督程序中新证据的取得、质证等，仍然和原审民事诉讼活动秉承同等的基本诉讼原则，基本上属于私权利维护的权能范畴，公权力不宜过度介入。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公权力行使、私权利维护也存在一定辩证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 对于司法权的正确行使，防止法官枉法裁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必不可少。但检察机关提起民商事案件的抗诉是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领域。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公诉外，还承担着对法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民商事案件的抗诉就是这种职能的重要体现。很多人认为这种抗诉容易造成民商事案件中私权利维护的失衡。造成国家公权力介入后的私权利维护失衡。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对抗。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为了实现抗诉成功的目的，过多介入民商事案件抗诉新证据的取证，实际上，这是对民商事案件证据规则的一种现实违背。对于民商事证据的取得，是当事人必须付出的诉讼成本，对于新证据的取得，胜诉一方的权益可能因为检察机关的过度介入而意外受损。

　　由于对于民事证据规则实施后，不少个案中出现的极端现象不能被公众接受。对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完全当事人主义举证责任分配，社会公众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达不到辨别真伪的程序。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这对法院依据职权进行取证来说，并不是必然的理论依据。广东省的四会市一法官裁判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判决被告败诉，被告夫妇不服，认为裁判所依据的直接证据，欠条是原告胁迫所写，而在法院门口服毒自杀，后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取得了原告确为持刀胁迫被告夫妇书写欠条的证据，这个案件得到纠正。该案的审理法官遵循了民事证据规则，却不能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理解，最终还被公诉，虽然被判无罪，但其影响却是负面和深刻的。在这起案件中，法官如果因为被告的辩称，而主动调取证据，也仍然无法获取新证据。同时，如果这种证据规则得不到适用上的认同，则很可能造成法院必须不得不对每一起案件进行职权主义上的取证，这种做法可能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因为在证据规则同等适用的情形下，这种证据规则适用的平等性受到冲击。“就举证而言，法官不能直接告知当事人具体应提交什么诉讼材料，应以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为核心，不得对案件介入过深，否则会造成未审先决和审理不公。” 在这个案例中，审判监督程序依据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结果这个新证据来进行的，但回归到原审程序中，被告方可以依据自己的权利，主动申请公安机关侦查权这种公权力来介入，而不是只是等待法院职权介入，因为公安机关的介入是因为可能存在刑事犯罪，而不是违反民事证据规则，造成平等的权利维护最终失衡。

参考文献：

1.严存生、王海山，《‘法律事实’概念的法哲学思考》，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5页。

2.（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3.季卫东: 《法治秩序的建构》,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9页。

4.刘晓兵;《法哲学思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5.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理学论丛》，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