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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制度理论基础的新视角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立、审核和确认的法律制度，包括市场主体资格的实体条件和取得主体资格的程序条件，其表现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市场主体资格的条件及取得程序，并通过审批和登记程序执行。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市场基本的、初始的干预，是政府管理市场、干预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意志干预市场的表现，是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组成部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天赋的，法律给以普遍的、一般的确认，而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由法律特别确认的，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如登记、许可。
市场准入制度最早是因国家掌握税源而产生的。税收源自于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运转和职能实施的经济保障。国家要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为了掌握税源，建立了市场主体的登记制度，对企业进行财政性管理。这时市场主体的数量、规模很小，交易方式和交易关系简单和分散，参与经济的范围有限，登记只是政府掌握市场主体信息的一种途径，只具有市场准入制度初步的功能和特征。
社会不断发展，市场主体数量和实力增大，交易方式和交易关系日趋复杂，市场主体之间的连动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国家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这种微观管理通过市场主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宏观的影响。进入管制的重点逐步发展为确认、保护市场主体资格和监管纠正市场主体的滥用资格行为。
尤其到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普遍进入自觉状态，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及整个社会认识逐渐深入和清晰，不断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个人、国家和整个社会都有对未来的预期，并据此调整自身和他方的行为。
在社会和认识发展的推动下，国家干预逐渐清晰和深入，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时至今日市场准入制度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和理论基础。控制税源、信息统计和社会管理一如既往是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的原因，但其还有以下深入、复杂、不确定并颇具争议的方面。

第一节　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与严格的市场准入
R•H•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关系的一种替代物，“是作为通过市场信息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使产值增加”，“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自然垄断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产业，即因生产的规模经济特?e显著，长期平均成本线随产量不断下降；或者虽然此产业的规模经济并不显著，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先下降后上升，但因社会上对此产品需求太小，以致市场需求线与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相交在该线的下降阶段，由此形成垄断。
传统理论认为，导致自然垄断的“自然”的或技术的因素是某些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和过高的沉淀资本(sunk capital)。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即可以给生产者带来单纯要素追加以外的收益。如果一个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规模大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具有生产成本优势，该行业自然仅有少数甚至单一企业存在。沉没资本是指如果生产停止或研发不成功而无法挽回的成本。许多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投入特别专门的资本，这些资本不易转移到其他用途中去，形成沉淀资本。
如果一个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那么过度竞争会导致低效率，破坏社会生产力，但同时，垄断企业利用垄断权力操纵市场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因而，为增进效率和社会福利，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一般采取两种对策，一种是政府自己直接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另一种是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即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
进入管制是营业许可管制，政府限制一定行业中的主体的资格和数目，对申请进入某个自然垄断行业的厂商进行资格审查，发放许可证。一方面，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由少数几家垄断企业经营，成本最小，过度的竞争带来效率损失。另一方面，自然垄断行业的沉淀成本比重大，过度竞争会破坏生产力，所以政府要对企业进入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管制，选择并赋予少数几家或一家企业垄断特权。
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为市场准入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以规模经济和沉淀资本为基础的自然垄断管制，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受了来自经济学界的持续的尖锐批评。

一、厂商效用与消费者效用
传统理论认为，由于规模经济，自然垄断条件下提供相关产品的社会成本较竞争性条件下（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成本低，故而社会选择自然垄断形式，即规模经济引起自然垄断。这种观点有个逻辑前提，即生产者的效用水平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于1，即随着生产量的增加，生产者的效用函数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变化趋势与变化幅度是大体相当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高产量同时增加厂商和消费者的效用，但产品多样化却给他们带来相反的效用：消费者从产品多样化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具有更丰富的选择；厂商则需要进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降低了厂商的效用。因此，从成本的角度看，规模经济要求生产趋向集中，但从消费者角度看，生产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分散，整个市场在供给集中化和需求分散化的对立中寻找平衡，集中但保持一定的分散，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分散但顾及经济。垄断不是必然的结果，更不是最佳的结果。
当今社会是要求自主、选择和个性的社会，只要消费者的偏好足够明显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厂商从消费者（因偏好不同而形成）的支付差异获得的额外收入就能获得回报，弥补其在市场分散条件下所付出的努力与成本，消费者与厂商的效用都得以提高。相反，在所谓“自然垄断”情形之下，也许单一厂商提供单一产品从技术上能够实现较低的社会成本，但忽略了相当多的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扼杀了社会总效用得以提高的可能性。可以说，自然垄断是以成本为衡量指标，多样化则以效用水平为衡量指标。
自然垄断内部只存在有限的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如果自然垄断进行大范围的多样化，规模经济优势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垄断的意义也不大了。
同时，消费者消费的不仅仅是产品，当今他们更注重在产品的购买、使用和维护中所享受到的服务和受到的尊重，这些在只有少数企业存在的市场上通常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而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消费者才更能体会到“上帝”的感觉。
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较多地关注消费者利益（常常由市场来保证）应该优先于赋予厂商更多的权利、关注厂商利益（管制是重要的手段）。因为，消费者代表最广泛的群体、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市场机制能得以充分表达），是更高效用的主体；消费者的期望和行动代表社会经济系统进步的方向。相反，厂商不会掌握这么多信息。从社会的价值取向来看，社会的福利水平最终体现在消费者从其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效用。关注以多数个体的福利为核心的经济目标才是合理的，也是人本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使消费者能够作为一个优势群体或领导群体，通过“货币”投票选择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使物化色彩不掩盖人本主义。

二、竞争市场理论
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鲍莫尔等人提出“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垄断管制的理论基础。
可竞争市场是指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市场既有供给者施加很强约束的市场，这种市场上，“进入市场是绝对自由的，退出也是毋需任何代价的”。“可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这种市场无法拒绝那些打了就跑的进入者，即使倏忽易逝的盈利机会也不会被潜在的新进入者所忽视，因为它能够在价格发生变动之前进入市场取得利益，然后在气候变得恶劣时不付任何代价地离开市场。” ?
可竞争市场理论用“次可加性”重新定义了自然垄断。假设m个企业可进入某种产品的生产，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总成本低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成本之和，即若对所有非负的x1,……xm，若有c(x)≤c(x1)+c(x2)+……+c(xm)成立，C代表成本，X代表产出，则表明成本函数C对产出X是次可加的。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企业生产整个行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更低，则这个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因此，自然垄断形成的“自然”的或者技术的因素并不一定是边际成本递减，而是成本的次可加性。
根据传统理论，自然垄断企业均具有成本递减的特点，都需要政府管制。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并非边际成本一定下降，传统的政府管制超越了应该管制的范围。另外，在可竞争市场上，自然垄断与竞争是相容的。具有成本次可加性特点的自然垄断企业通过价格——产出组合可以寻找到并维持一组使潜在进入者进入的利润为零，而自己的利润不为负的价格，在没有政府市场准入管制的条件下，维持其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是可竞争的，垄断利润消失，社会福利的增进，政府的价格管制也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自然垄断不必然导致政府管制，包括市场准入的管制。

三、 寻租理论
政府管制还产生了一系列损害社会福利的实际后果，表现之一就是助长了寻租活动。
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求垄断特权以获得垄断利润或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寻租总是与政府行为紧密相关的。当政府介入市场，创造并维持各种垄断特权时，寻求额外收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或者鼓励政府建立垄断特权，或者取代别人的垄断特权，或者维持已取得的垄断特权。?
在没有政府市场准入管制的市场结构中，如果自然垄断行业中存在租金，如企业由于拥有某种资源，开发出某种新产品，或者采用某项新技术，其在最初获得经济租金，这必然吸引着对潜在的进入者，导致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生产者的经济租金逐步减少，直到消失。企业在竞争市场上寻求经济租金的行为是一种生产行为，增加了产量，增进了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在政府介入的市场，对自然垄断进行市场准入管制的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对自然垄断的市场准入管制创造了垄断特权，垄断特权可保证垄断者获得垄断租金。能否取得垄断租金关键在于能否取得进入资格，政府是决定者。因此，围绕垄断权利必然展开各种针对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游说活动，甚至贿赂行为。不增加任何有效产出的寻租活动在一个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的社会中是要耗费经济资源的，寻租竞争会导致寻租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垄断租金的减少，最终使垄断租金全部转化为寻租成本，寻租降低社会福利。?
中国股市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曾经政府对企业上市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这使得股市变成一个寻租场，壳资源紧俏，企业不择手段获得壳资源，投资者也没有必要关心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监管事与愿违。实行核准制之后，中国股市“寻租场”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四、X无效率理论
X效率的概念是利本斯坦（Leibenstein）在1966年提出来的，这指的是企业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以及选择具有技术效率的生产计划的能力。企业之间的制度竞争最终表现在具有X效率的企业相对容易胜出，具有X-无效率企业相对容易败北。
在宏观资源配置既定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由于激励不足等原因而无法实现既有资源可能达到的生产可能边界（指技术上的边界），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佳效率，由此产生X无效率，这是次可加性带来低成本的可能不能实现，自然垄断常常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在我国，自然垄断是与国家垄断经营相对应的，甚至这是自然垄断的唯一形式，国营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有资料表明，全国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表现从大到小顺序为：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自然垄断的X无效率表现的尤其明显。
国有企业坐收垄断利润，缺少必要的监督和激励来将成本降低到能够保证部分可加性的水平上，或实现既定设施的最大化利用，长期效益低下，内耗严重，向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完全不能令消费者满意，其管理者更倾向于非货币的收益，甚至牺牲消费者的效用，根本不能实现较低的社会总成本，可加性是理论上的，没有竞争压力的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不会成功。

五、公共物品理论
自然垄断的又一理由是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系统具有外部效应，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公共物品的特点是使用的不排它性和排除他人使用的高成本性。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很难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市场失灵。首先，单个消费者通常并不很清楚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偏好，即使知道也不会如实地说出来。为了少支付或不支付公共物品的使用费用，消费者会低报或隐瞒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偏好。都有“免费乘车”的倾向，不支付费用而获益。所以我们无法推断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并进而确定公共物品的最优数量。
尽管我们实际上难以通过分析公共物品的需求来确定它的最优数量，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本身提供的公共物品通常将低于最优数量，市场机制分配给生产公共物品的资源常常会不足，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不能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政府要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
但是，现代经济理论对公共物品的范围有了新的认识。许多公共物品存在拥挤性，在对公共物品的使用人数尚未到达拥挤点时，新增加的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使用对其他消费者并无明显影响，而在达到拥挤点之后，新增加的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使用将使原有的消费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边际成本有显著的提高。也就是说，在到达拥挤点之后，这些物品具有显著的私人物品属性。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系统等都具有这种特点：乘客较多时，乘客对公共汽车的使用存在竞争，汽车过多则引发对公路的过度使用；使用某一通信系统的人超过一定人数时，系统存在服务终端数量不够的问题或超负荷引起的速度降低问题。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或较发达地区表现得较明显，人们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存在一定的争夺。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技术上排除他人对一种物品的使用，区分基础设施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如收费电视、网络与收费公路），将相关的外部效用降至最低，能够比较容易得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人们都需要付费使用这些设施，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很低，只能说是公益物品。
可见，同样的设施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特性。
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具有网络拓扑结构的产业可以分为两个基本层次的供应市场。网络的拓扑结构由结点和链接通道组成，“结点”代表着直接供应网络系统相关服务的厂商，消费者是直接从这些结点获得服务的，而“链接通道”则指铁路轨道、通信电缆、电网等设施，是作为基础存在的。结点和链接通道都是实现最终服务所不可缺少的，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许多情况之下，经济主体对于链接通道的使用没有竞争性，或者说链接通道更多地表现出外部性与非竞争性，因而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而消费对结点的使用存在一定的争夺，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如此，现在的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搭便车问题，其私人性表现得较为明确。
凝聚银行法律人智慧 推动银行业法制建设

张在祯


　　可能是由于专业的缘故，大凡来到商业银行工作的法律人，不久就会发现商业银行业务的法律含量很高。而且，随着工作时间的延续和对银行业务接触理解的逐步深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同时，也深感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开展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等工作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平台作用，但其强大功能远未得以充分发挥。
　　值此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为积极响应协会开展的“寄语中国银行业协会”征文活动，结合个人在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岗位的思考与感悟，谈谈协会在“凝聚商业银行法律人智慧，推动银行业法制建设方面”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协会在组织会员单位签订自律公约、制定服务规范、对法规制定修改提出意见、提示法律风险、协助银行个案维权、打击企业恶意逃废债、建立债权人联席会议机制、推动金融争议仲裁、推进银团贷款业务、推行合同（协议）示范文本、银行法律课题研究等商业银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是卓有成效的。我深信在以下重大课题方面，协会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协调与推动作用。

（一）参与制定行业法规。相比《保险法》和《证券法》而言，《商业银行法》显得有些空洞，正如商业银行的一位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在协会组织的一次《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座谈会上叹言“感觉《商业银行法》没什么用”。更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一位资深法律专家已经通过专著的方式，系统地提出了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建议稿。尽管协会已经组织会员单位对《商业银行法》提出了修订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报送了《修改建议》，但是，为进一步推动立法机关尽快启动《商业银行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协会还应再次或者不停地倡议。当然，还有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制定与修改，也需要协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推动。

（二）协助行业法规清理。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感到法规清理工作是多么需要。非专业人士查阅法规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凡是经历过法规清理工作的人，大都尝过“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出现了“废法、修法难于制定新法”的现象，正如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黄毅主任所言“清理不容易，不清理了不得”。所以，动员银行业广大法律与合规人员，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协助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特别是监管机构对与商业银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立法、行政、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完善，既是协会义不容辞的职责，又是有利于行业发展、服务于全体银行从业人员的伟业。

（三）统一规范行业惯例。《合同法》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对“交易习惯”进一步解释为：“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2005版）也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仲裁庭均应考虑合同条款、相关行业惯例和行业标准实务，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则。毫无疑问，协会在统一规范中国银行业交易习惯、惯例和行业标准实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四）汇编编纂行业法规。组织广大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与合规人员，紧密联系银行经营管理需要，以业余时间为主，按步骤、有计划、分门别类，全面、系统、持续地开展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的国际条约（公约）、国际惯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惯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其（立法、行政、司法）解释的选编、汇编、编纂，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定期出版；同时，对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地方性规范文件，协会也可联络各地银行业协会（公会）参照上述方法协同开展工作。这对中国银行业全体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重大工程。

（五）研究行业建章技术。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技术、体系设计、规划编制、计划制订、层级界定、基本流程、标题名称、语文特点、基本条款、法律合规审查、审议流程、清理维护、修改方式、汇编编纂、手册编制，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与合规建设的关系、与公文处理的关系、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规章制度管理系统、外部法规转为部内规章制度方式等“规章制度建设技术”，都是每家商业银行必然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完全可以在协会的统一组织下，集约化攻关，取得示范性成果，出版发行，供全行业借鉴享用。

（六）组织汇编典型案例。协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银行业信息集散中心，如果措施得当，组织会员单位或联系感兴趣的法律与合规人员，集银行业之力，每年汇编一部《中国银行业典型案例汇编》，并出版发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好事；如果再与中国银监会联手，更是相得益彰。此项工程若能持续进行，对于各家商业银行业开展案件防范、业务培训、交流经验等工作，都是很好的实用教材资料。

（七）组织行业法规培训。金融经济是知识经济。自我国商业银行恢复以来，银行业务培训就一直很重要。大型银行人才济济，系统内培训较为便利。广大中小银行，培训师资明显不足。近几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数不胜数，良莠不齐，难以决断，所以，恳请协会结合组织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工作，联络组织监管机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大型银行、著名高校等单位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定期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培训活动，特别是适时开展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方面的培训。可以说，广大银行从业人员正热切地期待着协会组织行业法规培训。

（八）反映会员咨询诉求。值得借鉴的是，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经常通过《会员单位近期所提意见的情况汇报》的形式向监管机构反映会员单位诉求；监管机构则以《关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员单位近期所提意见的复函》的形式反馈给公会；再由公会以《关于转发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办公室〈关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员单位近期所提建议的复函〉的通知》的形式印发各会员单位。当然，此种方式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派出机构。其中的问题是，关于监管文件的解释，根据“谁发布、谁解释”的原则，凡是银监会发布的监管文件和监管法规应由银监会发布部门负责解释。地方银监局工作人员无权解释，只能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疑问向银监会发布部门进行咨询后转述，并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由总行直接向银监会发布部门咨询。因此，如果中国银行业协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此种工作机制，必然收到良好的效果。

（九）组织共性难题攻关。以“商业银行大额资金被骗长效防范机制探索”课题为例，商业银行固然应当深刻认识金融诈骗案件频发现象，加强资金入出管理，防范内部员工风险，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推行优良的合规内控文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科技联控水平，严格执行反洗钱措施等等，但是，存款企业也要采取防范制度等等，特别是如何加强国家法制保障，运用刑法处罚措施打击日趋职业化、专业化的非法金融中介、资金掮客，特别是恶意“存款”活动，就不是仅靠商业银行自身努力所能做到的。再如，自《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出台后，将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颇有争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问题，提上了令许多关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人不得不考虑的议事日程。既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组织银行业法律与合规人员为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立法问题献计献策，也是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的神圣使命。诸如此类的具有行业共性的难题还有很多。

（十）组织法律合规论坛。最近，协会向会员单位发出了《关于征集会员单位诉求的函》和《关于开展“寄语中国银行业协会”征文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此举能够常规化，并以纪念协会成立十周年为契机，由协会正式发起“中国银行业法律与合规论坛”；每年开展一次，可在不同地点；确需权威出面，欢迎专家登台，更要广泛组织动员；避免官样文章，既要涉及当前热点，也要关注工作难点，务必解决实际问题；事前征求论文，论坛交流发言，事后汇编出版；业内员工享用，行外人士参考。

【作者简介】张在祯，男，1962年生于山东省青州市。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1988届法学学士、1993届法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银行总行合规部副总经理。业务专长：担保业务、信贷合同、存款业务、金融法务和银行规章制度建设。电话:02168476332，手机：13918106442，zhangzzh@bankofshanghai.com, zhangzaizhenlawye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