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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范例二】
张向荣等人故意杀人一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改变罪名）
【文书要点】
1、本案系无期徒刑案件。
2、部分被告人和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上诉。
3、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委托了诉讼代理人，注意在首部和其它部分对代理人的不同表述。
4、注意文书中字体加黑部分和判决结果部分改判内容的写法、格式。

【文书特点】
本案系共同犯罪，文书在理由部分分清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的前提下，依次表明了该如何惩处，罪责明晰，条理清楚。文书在证据列举方面也特点突出，与事实认定上的案件起因、纠集过程、凶器来源、打击部位、罪责作用等均能相互照应，充分体现了用事实说话的作用。本案系原判引用法律不当而导致二审将重罪名改判为轻罪名。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判决变更罪名【文书样式第57页第6项】。

（注：文书编辑时有修改）
【裁判文书范例二】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5）陕刑一终字第354号

原公诉机关渭南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男，62岁，1943年5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初中文化，陕西省地质六队退休职工，住潼关县南头乡坡头村一组。系被害人赵彦春之父。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银芳，女，57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害人赵彦春之母。
委托代理人【文书样式第59页】施天祥，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向荣，男，48岁，1957年9月5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潼关县桐峪镇李家村七组。1994年7月16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收容审查，1996年2月15日解除收容审查并取保候审，2004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潼关县看守所。
辩护人柳恩敬，陕西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文书样式第56页3项】刘金锋，男，32岁，1973年1月13日出生于陕西省洛南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洛南县保安镇八道河村三组。2004年6月25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潼关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黎宁生，男，38岁，1966年11月14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潼关县桐峪镇李家村五组。1995年4月14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收容审查，同年12月14日解除收容审查，2004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2005年3月9日被取保候审。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渭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犯故意杀人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文书样式第59页】，于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05）渭中法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向荣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于2005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文书样式第56页】，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94年5月1日晚，被告人张向荣听说自己雇佣的民工被抢，即告知了被告人黎宁生，并伙同被告人刘金锋、黎宁生等人一起乘卡车寻找失散的民工，并抓抢民工的人。当车行至潼关县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口时，车上民工发现刚才抢钱的四个男青年正在那儿闲转，即跳下车分头追赶。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等将被害人赵彦春追进金玉饭店对面的矿山停车场6号房内，黎宁生持菜刀、张向荣持砍刀在赵彦春头、背等部位乱砍，刘金锋持匕首在赵彦春肋部猛刺一刀，致赵倒地后，三人逃离现场。赵彦春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5月3日11时50分死亡。【注：此处还应写“经法医鉴定”】。1998年1月19日，被害人之母周银芳经他人调解，与张向荣、黎宁生达成赔偿协议，由张向荣、黎宁生赔偿周银芳45000元，且已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具状诉请判令三被告人赔偿其经济损失。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不计后果，持砍刀、匕首等凶器行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向荣因民工被抢而纠集黎宁生，黎宁生又纠集刘金锋，在作案过程中，被告人刘金锋持匕首捅被害人肋部，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人张向荣、黎宁生分别持砍刀、菜刀砍切被害人之行为加速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均应依法惩处。由于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但应根据法律规定依法确定赔偿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五条一款、第五十七条一款、第三十六条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向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金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黎宁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由被告人刘金锋、张向荣、黎宁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丧葬费、死亡补偿金45000元（已付）。
张向荣上诉称，他并未纠集黎宁生，也未进入致死被害人的现场，未实施杀害被害人赵彦春的行为；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而使他作出有罪供述；认定他参与杀人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辩护人提出，张向荣既未纠集任何人，也未进入致死被害人的现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张向荣没有杀人故意，原判定罪不当，量刑有重。
赵兴武、周银芳上诉要求改判张向荣死刑并增加赔偿数额。
诉讼代理人提出相同的代理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向荣与原审被告人刘金锋、黎宁生致死被害人赵彦春【因后面涉及罪名的变更而如此表述】及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经济损失的事实是清楚的。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白立新、?小鹏、?小刚（均系赵彦春朋友）证明，2004年5月1日，他们和赵彦春在太要闲转，天黑后，白立新提出抢点钱，其余三人表示同意。走到西堡障路口时，有五六个民工往李家村方向走，白立新便将其中一个民工拉到路边压倒，?小刚和?小鹏对该民工拳打脚踢，赵彦春扔了一块砖头，吓跑了其他民工，他们抢了10元钱。后他们在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外等车时，从李家村方向来了一辆解放牌汽车，车上拉了二三十【文书样式第3页】人。车到他们身边停下，车上有人喊：“就是这四个，打！”车上的人跳下来，手里拿着刀、棍等。他们急忙四散逃跑。
2、证人董保军（解放卡车司机）证明，当晚7点多，他和刘金锋酒后驾驶车主为车武安、车牌号为陕西05－04746的解放141型大货车，在李家村路口碰见黎宁生，黎称要开车去太要接民工，他就驾车和黎、刘往太要走。张向荣和十几个民工上了车，张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站在驾驶室左侧脚踏板上，刘金锋带了一把刃宽四五公分、能折叠的单刃刀。民工说还要到太要镇接人，行至金玉饭店门前，走来四个小伙子，车上的民工喊“就是这几个”。他停车后，车上的民工跳下来，那四个小伙子分头就跑，其中一个跑进了对面的停车场。张向荣第一个追进停车场，四五个民工和黎宁生、刘金锋跟在后面。二三分钟后，他将车调完头，进停车场的人陆续出来。
3、证人杨宗文（停车场负责人）证明，当晚9时许，他在门房听到门外有嘈杂声，出门见有七八个拿刀、棍的人进了停车场，有一个被追的人跑进了6号房。只有三个人追进房子，紧接着就听到房内有人喊救命。过了一二分钟，那几人从6号房里出来，低个子还说“再不服气，就朝死里弄”。被追的小伙子躺在地上，身上多处被砍伤，一侧肋下向外冒血。凶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三人中，两高一低，低个拿杀猪刀，中等个拿单刃刀，高个持菜刀，低个用刀砍得最凶。听口音都是当地人，其中高个和低个肯定是当地人。
3、证人梁文华（停车场门卫）证明，当晚9时多，一个小伙子从外边跑来进了6号房，有六七个人在后面追，追赶的人拿杀猪刀、菜刀、棍等物。
4、证人汤景锋（司机）证明，当晚9点多，他从6号房刚出来，一个小伙子跑进房内，后面紧跟着三个成年男子。其中一个持刀、身高约1.70m、圆脸、操当地口音、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他跟前，用刀指着他问是干什么的，这时有两个男子跑进6号房。拿刀的小伙子知道他是停车场司机后，也冲进6号房。他忙躲进5号房，在房内听到有人喊救命，还有人在说“我叫你再抢人”。不到两分钟，听到6号房有人出去了。
5、证人关申武（司机）证明，他和汤景峰等人在6号房隔壁的5号房时，突然听见隔壁有人喊“救命”，也有人喊“往死里打”，很快就没喊声了。他们出门看时，见李家村的张向荣带几个他不认识的人拿着刀、棍正从大门朝外走，张还催促后边的人快些。6号房内地上躺着一个小伙子，身上多处流血。
6、证人赵和庭（司机）证明，当时他正躺在停车场内车下修车，从停车场大门外跑进一个小伙子，后边跟着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喊着什么。约半分钟后，被追的人跑进一间房子，追的人也跟进去了，过了一二分钟后就出来了。追的人中一直是一个人说话，口音是标准的太要一带的口音。
7、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现场位于潼关县太要街金玉饭店西的停车场内，场内东西长80m，南北宽50m，靠北墙东西方向盖有一排砖木结构的瓦房。中心现场位于西边房子由东向西第二间，门槛上及此处内外0.5×0.3m范围内有点片状血迹，室内西南角南北方向支一张单人床，床上被褥整齐，被子上及西南角墙上有点片状血迹。
8、潼关县公安局潼公刑技字［1994］第18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记载，死者赵彦春左眉向上3cm有一4×0.5cm的砍切创，呈左右方向，创沿、创壁、创底较齐，两创角较钝，创深达颅骨表面，左耳后有一2×0.2cm创口，特征同前创。颅骨无骨裂音。背部在15×15cm范围内有4处砍切创，最大的16×3cm，最小的4×0.5cm，其中左季肋部的创口为3.5×0.5cm，此创已清创缝合，所以特征不清，创深达内部腔隙，有气体涌出。左臀部的外侧有一呈左右方向的砍切创14×6cm，深达股骨干。在第十一肋间隙有脾脏外露，为胸腹腔联合损伤，脾脏上有一2×1cm的创口，左肺下叶有2×1cm的创口，两创特征相同，均为创沿、创壁、创底较齐，两创角均较锐，翻动尸体有约1000ml血液从此胸腹联合创口涌出。结论：赵燕春系由于全身多处损伤，失血、疼痛、惊恐等原因综合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9、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书证明，经对赵彦春的死亡原因及致命伤系何类凶器所致进行分析讨论，结论：（1）赵彦春左季肋部的3.5×0.5cm的深达胸腹腔的损伤为其死亡的致命伤，该损伤造成赵彦春脾脏破裂，肺脏破裂而引发失血性休克死亡。（2）赵燕春左季肋部的损伤符合刺切创的特征，致伤物应为有刃且有一定长度的具有刺切功能的锐器。（3）死者背部及股部的损伤符合砍创，对死亡起辅助作用。
10、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于1994年5月5日自车主车武安处扣押车牌号为陕西05－04746、蓝色解放141型大货车，车武安于同年6月22将车领回。
11、证人黎金堂（李家村支书）证明，1998年1月，张向荣、黎宁生找他说赵彦春家属同意协商赵死亡一事，他见到赵母周银芳和家属代表张志成，周、张表示愿意协商。由作为民工代表的张向荣与作为死者赵彦春方代表的张志成签了协议。当天即付给了周银芳45000元，双方不再追究此事。
12、民事赔偿协议证明，由张向荣和周银芳就赵彦春被打死一事，双方达成部分民事赔偿协议，张向荣代表打人方给被害人一次性经济补偿45000元，双方不再相互追究责任。
13、上诉人张向荣供述，1994年5月1日下午6点多，原给他干过活的民工头杨志富到他家问他是否需要民工，他让杨把民工找来晚上上山干活。晚9时许，杨志富领来一个头上、口鼻都流血、眼睛被打青的小伙子，说叫来的民工在路上被四个年青人抢了不到100元，还把人打了，民工也被冲散了。他听后很生气，决定去抓抢民工的人，并找回民工。因找他的司机没找到，碰见黎宁生，黎得知此情后，叫了董保军和刘金锋开一辆解放141型卡车，他从家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上了车。行至西堡障路口上了一群人，杨志富说还有几个民工向太要方向跑了。车到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前时，见有四个人，车上的民工喊“就是这四个抢人了”，那四人四散而逃，车上的人也跳下车追赶。有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对面的停车场，黎宁生、刘金锋和他相继追进停车场，后面还跟了几个民工。那小伙子跑进一间房子，刘金锋先到房门前和一个胖胖的、中等个的人说话，黎和他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进了房子。他见一个身高约1.70m、黑瘦的小伙子站在一张床前，脸上流血，黎手拿菜刀正在骂小伙子，他也骂小伙子敢抢他的民工，并拿砍刀向小伙子胳膊上砍，小伙子转身躲，被他在背上砍了两刀。这时刘金锋拿了个单刃匕首进来，他就拿刀出了停车场。
14、原审被告人刘金锋供述，当晚8点多，他和董保军酒后在李家村十字碰见黎宁生，黎说张向荣的民工被人抢了，让二人帮忙去抓抢人的人。董保军驾驶他所开的解放141卡车，张向荣带了二十多个四川民工上车，张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站在驾驶室左侧脚踏板上。黎宁生拿一把菜刀。在金玉饭店门前，他顺手拿起驾驶室仪表台右侧上的一把水果刀（长约15cm、宽约5cm）和张向荣、黎宁生及几个民工进停车场追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跑进一间房子，这时有个人正往外走，问他干什么，他说刚进房子的人把民工抢了，并反问那人是干什么的，知道那人是司机后，那人进了其他房间。在他和司机说话时，张向荣和黎宁生已进了房间，他也随后跟进去，张向荣拿杀猪刀在那小伙头、身上乱砍。黎宁生拿菜刀在小伙背上砍了至少两下。他拿刀子在小伙子肚子前侧捅了一刀后离开房间。他上车后，黎、张及民工也都在停车场门外上了车。路上，张向荣说把人打得重了。
　　【提要】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宪法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满足，各种网络平台的不断完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开始利用这个条件，哗众取宠搞网络炒作，利用当今网民对政府、司法的敏感，对一些涉政涉诉事件扭曲事实、添油加醋，甚至是恶意诽谤、造谣抹黑，损害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网络谣言已成为社会公害、网络“毒瘤”，不仅使善良的人们受骗上当，损害社会诚信，破坏公共秩序，影响正常社会生活，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直接危及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而我国法律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与之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不相适应。

　　本文从分析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及构成主体方面入手，总结国内外针对网络谣言的刑事立法现状，对我国网络谣言刑事立法提出建议，以期加大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网络秩序。

　
　　【前言】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宪法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满足，各种网络平台的不断完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网络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不仅为许多在实际工作中不好解决、难以解决的事情提供了一条捷径。不乏有一些因政府不当行政、司法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等原因给群众造成利益损害的事件被网络曝光从而得到解决的事例，但同时网络的迅猛发展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和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网络谣言也呈激增之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开始利用这个条件，哗众取宠搞网络炒作，利用当今网民对政府、司法的敏感，对一些涉政涉诉事件扭曲事实、添油加醋，甚至是恶意诽谤、造谣抹黑，损害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网络谣言已成为社会公害、网络“毒瘤”，不仅使善良的人们受骗上当，损害社会诚信，破坏公共秩序，影响正常社会生活，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直接危及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而我国法律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与之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不相适应，因此作者认为我国急需对此类造谣传谣行为制定相关刑罚，加大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网络秩序。

　　一、网络谣言的成因

　　谣言,自古有之。《吕氏春秋•慎行》中的“察传”曾如此描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獗，獗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 (1)这是古代对于事物传播进而变异的描写，可算是对谣言最早的描了。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随意性的增强和成本的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另一方面，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的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因而，谣言等虚假信息传播的网络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2)分析网络谣言的形成及发展，以下三类角色构成网络谣言的基础构成：

　　1、谣言的制造者。只要社会还处于不完善的发展状态，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社会的不满、抱怨乃至仇视，因而也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造谣者。造谣者既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所谓异议人士，也有基于个人或机构利益需要的虚假信息发布者；既有仇视国家和社会的恐怖谣言制造者，也有仅仅处于发泄个人不满的攻击而贬损他人名誉的无聊者，这些造谣者虽然身份和出发点不同，但目的和造成的后果则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捏造事实、编造虚假信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在社会中制造恐怖、不安、焦虑的氛围。

　　2、传谣者。传谣者并不直接制造谣言，但一些毫无根据的网络谣言几经流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添油加醋，变得三人成虎，煞有其事，极有欺骗性。而传谣者往往因其数量众多而产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其实在网络谣言的危害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更加恶劣的作用。

　　3、信谣者。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和压力，习惯以怀疑的心里来判断失误，以个体的感受或想象对信息做出判断。这部分人往往为造谣和传谣者达成“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目的。

　　二、国内网络谣言现状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人民日报》发文盘点国内十大网络谣言，每件都很具有代表性，每件网络谣言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中包括：“蛆橘事件”、“地震谣言”、“针刺谣言”、“军车进京”等等，还有几乎实际影响了全国人民的“抢盐风波”。 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管理面临的一道难题，并且将会长期存在，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最大限度地防止谣言出现，遏制谣言的发展，对造谣传谣要依法惩治。

　　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危害国家安全、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或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刑法》中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也适用于网络世界，法律、法规规定的是以任何方式、任何渠道实施的该种行为均要承担的责任，其中也包括在网络上实施的相应行为，可依据这些规定让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针对网络谣言，行政处罚手段不外乎警告和罚款，与大多数情况下网络谣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想匹配，不能起到有效制止谣言目的。实际上目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造谣者、传播者的处理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例如“抢盐风波”事件，造谣者“渔翁”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军车进京”谣言事件对散布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依法予以拘留。

　　还有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的第五条：利用互联网实施本决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所列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六条：利用互联网实施违法行为，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但第五条中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在我国刑法中很难找到与之相衔接的刑法条款，更别说有定罪量刑的规定。

　　三、外国网络谣言刑事立法现状

　　各种形式的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打击网络谣言方面，各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在这方面，各国依据本国实际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例如2011年8月，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炸弹恐怖威胁学校”网络谣言造成当地社会秩序混乱后，该州政府随即逮捕通过脸谱网发布谣言的2名造谣者。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处罚规定，两人在被关押22天后获释。该州议会9月20日通过《动乱法》，规定制造网络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属犯罪行为，处以1-4年监禁和500-1000天薪金的罚款。此后，墨西哥联邦政府和其他各州也纷纷出台相应法律对网络造谣者加以震慑。其中，联邦政府的法律规定，对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网络造谣者处以最高6年的刑罚及最低300天薪金的罚款。韩国也有类似的刑事立法过程，2007年，韩国《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生效后，韩国规模较大的网站都开始实行实名制，恶意言论和网络谣言在韩国有所减少，但还是无法对其完全、有效地控制。韩国的检索门户网站每月要删除成千上万个恶意帖子，但谣言之火却依然蔓延。相反，网络谣言导致韩国演艺明星自杀的极端案例有增无减。2008年，“韩国天后”崔真实因不堪忍受网上有关她放高利贷的谣言，在寓所自杀身亡。最近3年，又有7位韩国艺人自杀，这些负面消息已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形象。因此，韩国舆论对网络传谣持批判态度，希望政府严查借用他人的身份信息上网的做法。与此同时，韩国《电子通讯基本法》规定，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通讯设备公然散播虚假信息的人，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缴纳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3）

　　其他国家针对网络谣言的刑事立法有：1、希腊针对网络谣言在希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明确规定：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制造、传播危害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的谣言，即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2、印度2000年6月颁布《信息技术法》，涉及刑事诉讼、行政管理等内容。2008年印度对该法作出修订，规定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至3年有期徒刑，对故意利用计算机技术、破坏国家安全或对人民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者，可判处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4)

　　从各国的立法情况可知各国对网络谣言的深恶痛绝，在对打击网络谣言所采取的实际刑事立法，把网络造谣、传谣纳入到刑法的范畴并制定具体的罪名和量刑标准。对于我国惩治网络谣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网络谣言刑事立法建议

　　在面对网络言论自由和利用网络别有用心搞破坏，恶意抹黑政府形象等行为时，相关部门应从预防、应对和解决上加大力度，应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对于危害触及刑法时应坚决予以打击，做到有法可依。

　　首先、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在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都有针对谣言的相关规定。然而,这个看似全面的法网，却未能有效制止谣言的迅速传播。针对网络谣言,行政处罚手段不外乎警告和罚款，与大多数情况下网络谣言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不相匹配。从民事法律层面而言，网络谣言的侵权只是一个新现象，而不是新的法律问题。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目前我们虽已认识到网络谣言的危害性，也同时采取了各种措施防谣止遥，但现行刑法并无针对网络谣言的具体罪名。然而网络谣言已符合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应让处罚仅停留在治安管理处罚之上，或是仅仅指向了刑事处罚，而应有实质的刑事立法，这样才能完善我国针对网络谣言的处罚层级，让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对其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使得这些人摄于法律的处罚，从刑罚的角度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