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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

作者：谷辽海
来源：http://www.liaohai.com.cn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两年多来的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简称为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行政主体一般就不受理投诉。

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若不受理质疑申请，或在法定期限内不做出答复意见，在此情形下，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甚至还可能存在采购主体的某种违法乱纪行为。此时视为质疑程序前置阶段已经过，允许相对人求助于行政救济途径，即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予以受理。

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通过采购主体与供应商之间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它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平息于质疑阶段，避免行政投诉程序的提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行政管理资源。但是，质疑程序前置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例如《处理办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又如《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行政规章的这些规定内容将供应商质疑途径作为供应商寻求行政法律救济之前的初始阶段和不可缺少的一道程序，从而剥夺了法律所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对弱势群体供应商所赋予的倾斜保护权利无形之中被化为乌有。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内容相冲突！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其中之一就是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有决定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评标标准和方式、评标和定标结果等等权利。虽然与供应商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但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客观上并不平等。故我国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的内容，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答复的等等问题，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或者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也可以不提出。这里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是任意性法律规范，是否行使的权利由供应商自由选择。我们再来看法律对采购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义务性规范。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对于供应商的质询，都应当及时做出答复，而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也是应当及时做出处理。笔者从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数个“可以”以及法律对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多个“应当”进行对比，在政府采购救济途径方面，供应商享有的基本上是权利，而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更多的是义务。由此可见，我们不难明白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和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倾斜保护。然而，财政部出台的《处理办法》这部行政规章却妨碍了法律赋予供应商的多元救济途径。这里笔者还需要指出立法所存在的缺陷。从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对于质疑程序中，就供应商所提出的询问、质疑，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都有法定义务及时做出答复和处理。然而，作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规范，相对人如果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相关的行政规章也没有给予非常确定的答复。无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是难以建立起良好法律秩序的。故我国立法对采购主体所规定的质疑程序中的义务性规范，执行起来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保障。

财政部关于质疑程序前置的行政规章内容除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着抵触，还与我国其它法律相冲突。由于政府采购法中缺少公开招投标的相应章节，而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投标，故实践中的许多案件都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我们又离不开《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包括招标投标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非常遗憾的是，我国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发生了严重的撞车和冲突。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两部法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内容不得与前述两部法律发生任何的冲突。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内容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必然无效。为了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笔者认为，必须废除行政规章中无效的内容，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严肃性，以保证全国政府采购市场在统一的法制轨道上健康地运行。
(注：本文出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

论现物出资的适格要件

（李红军法律研习网）

现行《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相对于原《公司法》第24条，增加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兜底性规定，如何准确适用该兜底规定涉及到对现物出资的适格要件问题，而要件的确立又将直接影响到可出资现物的范围，故而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关于现物出资适格要件的各种学说

关于现物出资适格适格要件，主要有二要件、三要件、四要件及五要件四说，其基本观点如下：

持二要件说的学者认为“出资标的的核心标准应当为两项：其一，具有确定的价值；其二，可以自由转让”，“所谓价值是指出资的标的物必须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谓确定性主要是指出资标的物的价值能够为现有评估手段所确定”，而可以自由转让指“作为股东出资标的物或权利必须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转让受到某种限制的物或权利不应成为出资的标的”[①]

持三要件说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出资形式的条件归纳为三点，一是“价值上的确定性”，即“用于出资的财产不但应该具有财产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能够确定和评估”；二是“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即“用于出资的财产的价值一般不应因自身的原因而发生意外变化”；三是“可转让性”，即“股东的出资不仅可以由公司股东交付给公司，为公司经营所用，而且在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时，可以有效地从公司移转给债权人”[②]。

与前两说不同，日本学者多采四要件说，认为出资的现物应具备：一是确定性，是指用以出资的现物必须明确具体，不能随意变动；二是现存的价值物，或称价值物的现存性，指用于出资的标的物应该是现实已经存在的价值物，而不能是将来才会生产出来的产品；三是评价的可能性。是指用于现物出资的标的物必须能以某种公平的方法进行估价，折算为现金，四是可转让性，指出资的标的物必须能独立于出资人予以转让，即出资人对于出资标的物享有独立的支配权[③]。

国内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薄燕娜博士[④]和莫初明博士[⑤]等。

按照日本学者志村治美的研究，关于现物出资适格五要件说，在瑞士的学说中以“公式化的形式存在着”，主要包括明白的确定性、事实上存在的价值、独立转让可能性、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⑥]。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该种观点[⑦][⑧]。



二、对各学说的评述

对比前述四种学说，应该认为，前三种学说之间基本没有差异，只不过是归纳抽象程度的不同。在二要件说中，“具有确定的价值”这一要件的内容包括了三要件说的价值的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两个要件，也包括了四要件说中确定性、现存的价值物和评价的可能性等三个要件；同样，在三要件说中，价值上的确定性这一要件包括了四要件说的确定性、现存的价值物和评价的可能性三个要件，而相对稳定不过是对确定性的进一步要求。

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在内容上三种学说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但二要件及三要件说的内容需要解释才能包括四要件的四个独立要件，因此，四要件说更具备表达的准确性和明确性。

前三种学说与五要件说之间的差别主要集中在现物出资是否必须具备“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这一点上。支持该要件的学者认为由于“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经济实体，股东作出投资行为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收益。如果用一个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任何联系的现物进行投资，那么不但不能达到资产增值的日的，而且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⑨]反对采纳该要件的学者认为“公司的出资制度，不仅应考虑公司资本充实和公司设立后的运营利益，还应考虑股东出资的便利，因此，这一要件的限定没有必要。”[⑩]

我们认为，是否具备“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系一种商业判断，无论是法官还是登记机关都不具备此种判断能力。同时，由于公司信用的基础是公司的资本（也有认为是资产[11]），股东出资只要具备了价值性，能够进行交换变现，也就符合了维护资本充实的原则、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强调此要件将除了增加登记机关的审查成本和设立人的交易成本而外，并不能为公司的资本充实和债权人带来实际的益处。所以，应舍弃对“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的要件要求。



三、对《公司法》第27条及《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的分析检讨

根据《公司法》第27条，“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即要求出资具备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是评价的可能性和可转让性的四个特征，可以认为，该条规定实际上采四要件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称《规定》）第8条第三款规定“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我们认为，该款规定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从实物出资的适格性要件角度考察，我们认为，该条规定禁止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是不恰当的。一般而言，在担保财产价值高于担保债权的情况下，设定担保的财产均满足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是评价的可能性等要件征。就可转让性来讲，根据《物权法》第189条、第191条第二款之规定设定抵押的财产并非一律不能转让。因此前述《规定》第8条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彻底禁止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提高了对实物出资的要求，违背了《公司法》第27条关于实物出资适格要件的规定，不利于鼓励投资，也不利于促进资源配置。

第二、从法规效力上看，前述《规定》系国家工商局所作，属于部门规章，并非《公司法》第27条但书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第8条的规定不足以作为禁止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