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宿罪状”之提出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
欧锦雄
摘要：目前，我国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罪状应采用一种新罪状——“寄宿罪状”。寄宿罪状的制定可以使各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具有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且构成要件明确化，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寄宿罪状的制定还可以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更具科学性，也可以使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愈趋完善。文章对寄宿罪状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制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不纯正、寄宿罪状、罪刑法定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真正不作为犯罪，它是指刑法规定的、唯有以不作为的方式才能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般认为，它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对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并不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
作为犯罪具有基本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确有定罪处罚之必要，因此，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以便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为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笔者斗胆地提出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关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争论及评析
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外国刑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一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有无必要制定“寄宿罪状”的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目前，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论述其理由。以前的义务侵害说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义务侵害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迈耶在批判“保证人说”时指出，这里的法定义务（保证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犯罪构成中。 因此，法定义务就只能在习惯法上寻找。这缺乏实定法的根据，是构成要件的扩张。 因此，处罚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不外乎是类推适用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这违反罪刑法定主义。（2）阿明•考夫曼及魏采尔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独立于作为犯构成要件的、没有规定在法规上的命令构成要件。其结果处
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类推适用具有共同的保护法益及法定刑的作为犯构成要件，从而产生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疑问。（3）金泽文雄则指出，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作为义务为其本质构成的，而该作为义务产生于命令规范，故不真正不作为是违反命令规范的犯罪。而规定作为犯的规范是一种禁止规范，根据作为犯的处罚规定，认定违反命令规范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无疑是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4） 而黎宏博士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相抵触的。（5）上述学者分别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角度来阐述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上的通说仍然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并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非类推解释。（6）日高义博认为，在今天，“禁止类推解释”并不是要求严格的文理解释。通说允许扩张解释而不允许类推解释，两者的区别是由是否超出了刑法条文预定范围的解释决定的。通说上允许的扩张解释，也可以说是运用了某种程度上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以合目的性和逻
辑必然性为标准来区分。（7）日高义博还提出，“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来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解决了等置问题。既然等置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说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且所明确的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说明了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同时，既然在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上寻求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就明确限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同时又为法官进行构成要件的补充提供了指南，所以，满足了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之一的‘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8）香川达夫则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9）肖中华博士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归根结底属于法律解释或学理上的问题。（10）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是否是类推解释、如何对待类推解释的角度，或者从法律解释、学理的角度来说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犯罪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之法定是指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什么，均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刑之法定是指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每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均由法律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以下几个派生原则：禁止类推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明确性原则。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是不同的。首先，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较大的区别。两者损害的客体（法益）和主观要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主体要求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而作为犯罪的主体不要求负有这种特定义务。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犯罪客观要件，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是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11） 其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性规范）。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应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指鹿为马，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这势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我国新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实务界依以往的习惯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可否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其定罪处罚呢？关于类推和类推解释的问题，刑法学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禁止类推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和类推解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已成为通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例如，甘雨沛教授、何鹏教授在论著中提到，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绝对禁止类推及类推解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过于拘泥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绝对禁止类推运用，有碍于刑法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解释论。因此，丹麦、格陵兰等国家在刑法典中也有类推适用的规定，有的国家如日本，虽在宪法中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但却借扩张解释之名，进行类推解释之实。（12）对于后一种观点，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类推和类推解释制度的情况下，即使说，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可以认为其遵循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若仅以学理适用类推，则绝对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对其定罪处
罚，就属于无法律依据的、牵强的学理类推，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解决其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问题， 具体做法是后文提到的“寄宿罪状”的制定。一旦科学地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即可消除或减少前述的理论纷争。
香川达夫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可罚性，这是在无法通过立法来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主张。而他所肯定的类推解释其实是学理的类推解释。日高义博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解决等置问题，以此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是，由于刑法典并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更没有规定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因此，日高义博的解释也无法摆脱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肖中华博士提出的依法律解释或学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问题，同样，也存在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或越权解释之嫌。应当强调，对于类推解释，若刑法典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甚至司法解释也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那么，这些类推解释属于学理上的类推解释，它们均无法律效力，而越权解释同样也无法律效力，司法人员若以此为据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则违反罪刑原则。
二、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
既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可罚性，而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国刑法典在立法上应明文规定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的内容，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有法可依。为了在刑法典上更科学地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确有必要考察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刑事立法例及立法态度。通过考察，若发现有可用的刑法立法例或可参考的立法主张，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或借鉴其合理之处，并进行必要的立法创新。寄宿罪状之提出，即是在考察各国立法态度后受到启发而产生的立法创新思想。
从各国的刑法立法例及有关争论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有以几种：
（一）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持该种立法态度的国家有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国，与此相应，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观念得到广泛支持，所以，在法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不可罚的。（13）
（二）采取在总则中设立一般处罚规定的方法。最近的立法例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14）例如，德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由不作为实施）
（1）对符合刑罚法规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之结果，不防止其发生者，依该法规处罚之；但以依法必须保证不发生结果且其不作为与由作为而实现法定构成要件之情形相当者为限。
（2）不作为犯之刑，得以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之。”（15）
（三）采用在分则中规定的方法。分则立法的大致目标可以说是把至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典型的犯罪形态个别地规定，（16）或者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逐个地规定。例如，关于不作为杀人的规
定，格林瓦尔德提出在杀人罪规定的后面设立如下关于防止死亡结果的规定：
“第×条（不防止死亡结果）
1、不防止人的死亡结果，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和导致人的死亡者视为同等。
（1）和被害人是亲子关系或是其配偶者；
（2）和被害人在生活中结为密切关系者；
（3）承担保护被害人之责任者；
（4）从事与被害人同时伴有危险之工作者；
（5）由危险行为导致发生死亡之高度盖然性者。
但是，不作为之刑罚，得依第六十五条减轻之。
2、没有阻止成年人自杀者，且其自杀基于自由决意，而决意并非由于事实之错误的情形，不予处罚。”（17）
（四）放弃考虑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因为立法技术上不能明确规定法定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及范围，就不能满足构成要件明确
性要求。具体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应象以往那样，委托给学说，判例。（18）
笔者认为，第一种立法态度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社危害性大体相当，确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因此，这一观点是不值得赞同。
第二种立法态度主张在总则中设立一般性处罚规定，其目的是想解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立法例及理论解释来看，其规定的内容只作一般的、宣言性的原则规定，且其理论在解释上不将总则的规定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看待,所以,其无法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这同样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种态度主张在分则中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若按这种作法就需要大规模地修改刑法典，这将会使刑法典变得过于庞大和繁杂。
庞大而繁杂的刑法典，不利于司法，也不利于普法，因此，这一立法主张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种态度主张放弃考虑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但是，前文已论证，在刑法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罚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从前述四种立法态度看，它们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我国刑事立法不能照搬其刑法立法
例，也不能不加分析就全部接受其立法观点。笔者认为，就不纯正不
江苏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苏政办发〔2004〕100号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十月八日
江苏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效打击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省政府决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为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4〕67号）要求，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知识产权与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履行承诺、适应国情、完善制度、积极保护”的工作方针，以舆论宣传为先导，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打击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行为为重点，强化服务为保障，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为目标，在全省范围内扎实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
二、工作重点和主要目标
专项行动以保护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为重点内容，以货物进出口、各类展会和商品批发市场、定牌加工、印刷复制为重点环节，以假冒商标、侵权盗版比较集中及影响较大的市、县为重点地区，以查处知识产权权利人反响强烈、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为突破口，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通过专项行动，达到以下主要目标：
推进知识产权执法与宣传工作的紧密结合，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
增强政府部门应对知识产权争端与纠纷特别是涉外知识产权争端与纠纷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我省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国际信誉和社会满意度。
积极开展联合执法和综合执法行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的衔接，提高年度结案率和案件移交率，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
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案件，有效遏制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和其他恶意侵权违法行为的发生，减少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数量。
坚持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四结合”原则，逐步完善功能完备、运转灵敏、覆盖全社会的保护知识产权监管体系，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三、主要内容
（一）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专项整治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严厉查处商标及其他商业标识侵权案件，重点查处食品、药品商标违法案件，侵犯驰名商标、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专用权案件，以及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案件，并会同有关部门查处非法印制及购买使用假包装、假标识、假商标案件。分三个阶段开展工作：1．2004年底前，以三次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为突破口，全面开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专项行动。即集中查处食品、药品、营养品等商品商标案件，重点检查食品零售、批发市场、超市、药店和大中型商场销售情况，严厉打击销售中的商标侵权行为；集中查处侵犯驰名商标和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专用权案件，结合著名商标再认定，组织以保护驰（著）名商标为重点的专项执法行动，同时，大力查处侵犯洞庭山碧螺春、阳山水蜜桃、泰兴白果等原产地证明商标专用权行为；集中查处非法印制及购买使用假包装、假标识、假商标违法案件，整治小商品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内非法买卖商标标识的行为。2．2005年1月至4月底，以查处食品、服装、鞋帽等商品商标使用行为为重点，深入开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专项行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节日消费安全。结合节日市场检查，查处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以及超市中食品、服装、鞋帽等日用消费品商标使用行为；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集中检查专卖店、大中型商场专卖柜、三星级以上宾馆（饭店）商品部的商标使用情况。3．2005年5月至6月底，以打击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行为为抓手，全方位保护涉外注册商标专用权，树立我省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形象。各地要摸清本辖区内外资企业注册商标使用情况，特别要认真研究定牌加工过程中的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情况，严厉打击对其商标的侵权行为。
（二）保护著作权专项整治
新闻出版（版权）、文化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规范著作权产品生产、使用和交易，其他各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重点打击盗版教材教辅、盗版软件、非法复制和销售音像制品、经营走私盗版音像制品以及网上侵犯著作权等行为。1．依法规范著作权产品生产领域，切实抓好书报刊、光盘及音像制品生产领域的监管工作。强化印刷业、复印打字业的管理，切断侵权盗版制品印刷源头，落实驻厂监督员和光盘生产制作制度，严格光盘生产厂家的监管，严查违规光盘复制企业和游戏充值卡加工企业，防止非法盗版光盘流向市场。2．依法查处出版物交易过程中的侵权盗版行为，切实加强出版物交易市场的整治和日常监管。新闻出版部门要会同文化、工商、公安、城管等部门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检查，坚决取缔分布在车站码头、校园周边、人行道、居民小区、娱乐场所和商厦附近销售盗版图书、音像制品、软件的无证照或证照不全的摊点和游商小贩；会同交通、铁路、民航、航运等部门强化对出版物运输渠道的管理，重点抓好高速公路出入口、省际交界地区、城乡结合部以及铁路、公路、民航、水运托运点的监管，从运输环节防止侵权盗版制品流向市场。3．开展盗版教材教辅专项治理行动，整治图书批发市场、零售单位和连锁商店等出版物市场销售盗版教材教辅的违法行为。新闻出版部门要会同工商、教育等部门查处非法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盗版教材教辅的不法者，以及各类学校订购、使用教材教辅中的不规范行为，坚决清除中小学校不规范的图书代办点、校园周边书店（书摊）以及校办印刷单位。4．新闻出版部门要会同工商、通信等部门依法打击网络“私服”、“外挂”等侵权行为，切实加强对软件预装领域和互联网软件传播的监管，清查从事“私服”、“外挂”行为的网站及销售“私服”、“外挂”客户端程序光盘、游戏充值卡的网点。5．新闻出版（版权）部门要会同财政、信息产业、知识产权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加快推进省级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确保在国务院要求的期限内完成。6．文化部门要以推进“沪宁沿线音像管理示范区建设”工程为龙头，加强音像制品市场的整治，实行行会管理制度，推行 “本店无盗版”公开承诺制，确保我省正版音像制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三）保护专利权专项整治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专利行政保护能力，加强专利行政执法，有效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1．开展打击食品、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专利侵权、冒充专利、假冒他人专利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在大规模摸底清查基础上，对带有专利标记的产品进行检索确认，依法查处假冒、冒充专利等违法行为。2．开展大型商品批发市场与会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建立专利信息查询系统，及时查询会展活动中专利的法律有效性。3．开展打击专利诈骗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冒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或其他合法组织，欺骗公众、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着力查办侵犯核心关键技术专利权的案件和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4．省整规办、知识产权局与法院、工商、出版等部门联合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研讨活动，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法规政策汇编和重大、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汇编工作，并向社会发布，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5．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网的运行，加强信息沟通，完善协作制度，搞好跨省知识产权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
（四）强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全面贯彻落实《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进一步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强化海关知识产权保护。1．认真推行《南京海关知识产权操作规程》，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规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行政执法行为和程序。2．针对进出口环节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特点和区域分布规律，在重点口岸依法加大对进出口假冒和盗版产品的打击力度。3．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风险分析技术，实现海关间信息共享，加强风险布控等措施，在保证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的同时，提高查获进出口侵权货物的效率。4．提高行邮渠道关员保护知识产权的技能，打击行邮渠道侵犯知识产权行为。5．根据我国海关与境外海关之间的行政互助协议安排，加强情报交换、人员培训和执法技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遏制假冒和盗版产品的国际流通。
（五）加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知识产权保护
外经贸主管部门要会同贸促会等有关单位，加强对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洽谈会的检查和指导。1．做好展览会参展企业筛选把关工作，严禁假冒伪劣产品生产企业报名参加。2．做好参展计划预审核，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比较集中的商品领域，要求企业提供参展宣传图案、画册等，进行预审查，防止企业侵犯他人专利、商标等。3．做好参展场地预检查，实地检查企业布展情况，及时发现并责令企业整改侵犯他人专利、商标等违规行为。4．邀请保护知识产权相关部门驻会监管，设立保护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台，及时接受投诉、解决纠纷。5．建立参展商品知识产权档案及信息库，抓好展会知识产权宣传工作。
四、主要措施
（一）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宣传工作的重点，加大宣传力度，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普及基本知识。把保护知识产权列入“四五”普法工作的重点内容，宣传国家和我省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宣传我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先进典型和取得的成效、经验，并对专项行动中查处的大案要案进行曝光。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知识竞赛、广场咨询、专家培训等活动，在新闻媒体上开辟保护知识产权专栏、论坛，提高全社会参与度。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员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增强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
（二）严厉查处重大侵权案件
依法从严查处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国内外市场反响强烈、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权案件，对重点案件要挂牌督办。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要通力合作，提高办案效率，并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工作的衔接，依法及时移送涉嫌刑事犯罪的侵权案件。各地要针对本地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突出问题，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以震慑犯罪分子。
（三）把假冒商标、侵权盗版活动相对集中和国际影响较大的地区作为重点地区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等市为我省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地区。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要采取得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并严防反弹。有关执法部门要把执法资源向重点地区倾斜，支持当地政府遏制和防堵侵权现象。
（四）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沟通与合作机制
积极跟踪了解国外及港、澳、台知识产权执法信息，组织开展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国际考察与交流合作，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执法信息与经验的交流。积极推进苏港知识产权合作，推动建立中外知识产权主管部门间各个层次的知识产权执法对话机制。进一步完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沟通机制，定期召开部分重点外商投资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座谈会，了解其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要求和建议。
（五）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评价体系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数量、年度结案率和案件移交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信誉与社会满意度、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提高程度、保护知识产权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等指标。要通过逐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工作的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工作，确保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六）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鼓励和支持组建各类知识产权自律性、维权性组织或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沟通政府、服务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相关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快培育、发展和规范知识产权侵权调查与鉴定等服务机构，加强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强化责任
按照全省统一领导、市县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通力合作的要求，建立我省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工作组织机制和责任制。省政府决定，在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领导小组内设立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全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督办重大案件，工作组成员单位由省委宣传部，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经贸委、教育厅、公安厅、财政厅、信息产业厅、外经贸厅、文化厅、工商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法制办、知识产权局，南京海关、江苏检验检疫局等部门和单位组成，工作组办公室（简称省保知办）设在省整规办，承担日常工作。
市、县政府是全面负责本区域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责任主体，也要设立相应工作机构，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工作，层层落实责任制，加强督促检查，并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二）通力协作，联合执法
积极组织联合执法、综合执法行动，有效整合各执法部门的执法资源，逐步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各执法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工负责，杜绝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积极探索区域联合执法的有效途径，加强地区之间的案件信息沟通、异地移送、调查取证，防止地方保护。严格执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以及我省的实施意见，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有效衔接。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对涉嫌构成犯罪而未移送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依法加强监督，及时检查纠正。
（三）建章立制，长效监管
坚持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行动相结合、提高执法水平与提高执法效率相结合、严格责任与强化协作相结合，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推动保护知识产权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四）畅通信息，鼓励举报
建立信息沟通制度。专项行动期间，要确保信息畅通。各地、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定期或不定期向省整规办（保知办）报送工作简报，每个阶段执法行动结束后10天内应向省整规办（保知办）报送执法情况。
建立重大行政案件报告制度。对法律法规把握不准等疑难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向上级对口机关请示；对在执法工作中查处的群体或有严重社会影响的侵权案件以及其它重大涉外案件，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建立举报和奖励制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公布举报电话和具体奖励办法，鼓励群众举报。对经查实的举报者，给予相应奖励，奖励经费由各级财政支出。省里分别在省整规办（保知办）、知识产权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工商局、文化厅设立举报电话。
六、工作步骤与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2004年10月底前）。各市和省有关部门制订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进行动员部署。
（二）组织实施（2004年11月至2005年8月）。各市和省有关部门全面开展专项行动。各级整规办（保知办）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的督查，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报省整规办（保知办），重要情况及时报省政府。
（三）总结验收（2005年8月至9月）。各市和省有关部门要及时做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的总结验收工作，总结验收报告送省整规办（保知办）汇总后报省政府及全国整规办（保知办），并做好2005年9月全国整规办（保知办）验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