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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组建基础性研究实验室的试行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面向、依靠、攀高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加强北京市基础性研究工作，力争在优势领域有所突破，努力攀登科技高峰，培养跨世纪科技人才，加速成果转化，为首都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基金委员会）按照章程有关精神及本届委员会的任务，并经市科委核准，决定经过试点逐步在我市组建若干基础性研究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为此，特制订本试行办法。
第一条 实验室是具有符合国家目标、首都经济、科技发展需求的特定学科（领域）方向，瞄准科技前沿，以基础性研究为主，依据科技发展规律和市场机制进行管理和运作，有较强的研究活力和竞争力，持续地出成果、出人才的研究与发展实体。
第二条 组建实验室的指导思想是：目标集中，立足创新；以人为本，发挥优势；形成特色，力争一流。实验室应有明确而先进的主攻研究方向和课题，研究起点高，发展和应用前景明确，力求建立跨学科、综合性强、有生命力的新生长点，凝聚和培育一支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人才队伍及有特色和优势的研究群体。对属于北京市优先发展的有关信息、生命（农、医）、新材料和环境科学等学科（领域）实行同等优先。
第三条 申请组建实验室的单位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有明确的基础性研究方向和坚实的科研积累，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特色，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2．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稳定的学科带头人和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骨干队伍。
3．具备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基本研究手段和实验室条件。
4．具有较好的开展对外（包括本地区、国内外）合作研究、学术交流的条件。
5．实验室主任一般应是该学科的带头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很强的事业心，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推动作用。
第四条 具备上述条件的市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单独、联合或合作提出建立实验室的申请。中央在京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一般应与市属单位联合或合作申请。
1．单独申请：由一个单位提出申请并独立承担实验室的各项研究任务。
2．联合申请：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在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条件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可围绕一个主要研究方向联合提出申请。
3．合作申请：以某一单位（申报单位）为主，其他单位（合作单位）为辅提出申请。合作单位必须承担实验室部分研究任务。不包括一般的技术性协作单位。
联合申请、合作申请的各有关单位在实验室批准后，均须签署合作协议书，明确各自的任务、权利、责任与义务。
第五条 组建实验室的资金采取多渠道筹集。包括：市科学基金会投入（含有偿投入），实验室所在单位匹配投入，和申请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贷款及其它来源经费。
市科学基金会投入经费主要用于购置必要的中、小型关键仪器设备，科研业务费，实验材料消耗费，主要科技人员项目补贴费及部分管理费等。其中所购仪器设备归实验室使用。
实验室所在单位应提供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含房屋、场地、仪器设备、各种辅助设施等）、人员的工资、资金、福利以及匹配投入不少于市科学基金会投入经费的四分之一的资金。
实验室经费应专款专用，单立户头，并接受年度审查。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收入，应主要用于实验室自身的研究和建设费用和归还有偿投入。组建实验室，应由市科学基金会与承担单位签定合同，合同内容规定任务目标、各方投入、经费使用和产权归属（含实验室成果的知识产权）等内容的全部相关事宜（组建实验室合同文本另订）。
第六条 申请组建实验室的单位须填写《北京市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实验室申请书》，经单位领导审查、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市科学基金会办公室一式八份。
组建实验室的评审程序包括形式审查、同行专家评审和市科学基金委员会最终审定。同行专家评审视申报实验室的具体情况，可经过通讯评审，也可直接进行同行专家论证，听取申报单位和实验室负责人报告和答辩，并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调研考评。评审工作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公正合理，择优支持”的原则，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保密规定。
第七条 批准后实验室的实施分启动期、研究攻关期和攀登发展期三个阶段进行。
1．启动期：自批准之日起半年内为启动期。市科学基金会下拨 少量经费，可用于实验室的启动。启动的要求是：
①各方匹配投入、研究工作的基本环境条件、人员、组织、设施等到位；
②研究工作（含已有成果的完善）已经开展；
③各种工作关系和合作渠道通畅；
④长远研究计划安排落实等。启动工作完成并经市科学基金会考核合格者，由市科学基金会下达研究任务书并签定组建实验室合同，即可挂牌进入研究攻关期。如考核不合格，即终止实验室计划，并全部返还已拨经费。
2．研究攻关期：时间一般4―5年。按合同要求，实验室应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和指标，争取有新的突破，在优势领域中创国内外一流水平。研究攻关期结束时，市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组进行全面评价验收。验收合格者可进入攀登发展期。对有突出成绩和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3．攀登发展期：标志着实验室从初步建成进入稳定地攀登发展的正常时期。实验室要在推动可应用成果转化的同时，分析世界相关学科前沿的发展动向，对原订的研究方向、任务进行深化、拓展，结合北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适时调整研究内容和方向。力争在攀登发展期的前五年内，使实验室的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人才凝聚力、竞争实力以及科学管理等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市基金会将进行追踪管理，对取得显著成效的实验室，将作为承担北京市基础性研究任务的一批骨干力量，继续给予支持。
第八条 在实验室合同实施的各个阶段，实验室应按年度向市科学基金会汇报进展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并接受考核。对考核不合格者，市科学基金会有权提出整改意见、减少投入直至撤销该实验室。对撤销的实验室，市科学基金会将视具体情况回收全部或部分已下拨的经费和投入的资产。
第九条 为保持实验室研究队伍的相对稳定，早出成果，处于启动期和研究攻关期的实验室主任不得另行申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不得中途退出实验室的研究。实验室主任变动应事先征得市科学基金会的同意。鼓励实验室多渠道申请资助项目和经费，加速研究和发展。
第十条 加强领导，实行科学管理，建立新型运行机制。
1．实验室设立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由实验室所在单位领导、实验室主任、市科学基金会代表及其它出资单位的代表、外聘有较深造诣的科学家等人员组成（一般为5人左右）。其职责是对实验室的发展规划、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任务、重点科研课题、重要人员调整和年度工作计划、改革措施等重大事项进行审定。实验室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
2．实验室的所在单位（包括联合申请、合作申请各方的所在单位）应将实验室工作纳入本单位的重要研究和工作计划，加强行政领导，给予重点支持，制定相应的倾斜性政策，稳住骨干队伍，保证实验室任务的顺利实施。年末应协同市科学基金会根据实验室年度工作计划进行考核。
3．实验室固定的主要研究和技术人员一般不超过10人。联合实验室的规模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实验室的运行要符合“开放、流动、竞争、协作”原则。可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顾问或客座研究员，加强对外合作研究、学术交流。
4．要切实运用地区科技智力优势，鼓励合作和联合，提高实验室研究水平和培养人才，加强研究工作的合理配套、成果转化。
第十一条 本试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试行办法解释权属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目录：
一、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二、 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 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2. 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3. 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三、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摘要：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与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法理学》 孙国华主编
《民法学》 王利民主编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 梁慧星著
《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 寿新宝　张贤海著
《法律的道德化：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 耕　农著


德治与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 尤其是《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明了一点：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如果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断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二、 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 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