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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修正）
厦门市人民政府


(根据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商品条码化，沟通商品生产销售信息，提高商品的竞争力，促进市场经济和贸易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使用商品条码以及制作、销售条码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国际和国内流通领域的物品编码及相应的条码标识。商品条码包括国际物品编码（ＥＡＮ码）和北美商品条码（ＵＰＣ码）。
本办法所称条码产品包括条码印刷品、条码识读设备、制作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软硬件。
第四条 政府支持和鼓励企业使用商品条码。出口商品、名优产品和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的生产企业应积极使用商品条码；商业企业应积极采用条码扫描自动化管理系统（ＰＯＳ系统）。
第五条 厦门市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条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条码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本辖区条码工作，在条码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条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标准，推动商品的条码化和条码技术应用；
（二）受理商品条码的注册申请和商品条码备案；
（三）负责商品条码和条码产品的管理和监督；
（四）组织条码技术的交流和培训服务。

第二章 商品条码的注册、备案与使用
第六条 除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况外，在我国依法成立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商品条码的、必须在中国申请商品条码注册。
第七条 申请商品条码注册应提供下列资料报条码主管部门初审：
（一）商品条码注册申请书；
（二）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三）在有注册商标的商品上使用商品条码的，还应提供商标注册证书。
条码主管部门对初审合格的申请应于五日内报国家条码主管部门复审。
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取得中国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后，方可正式启用注册的商品条码，并同时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
条码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告系统成员及其注册的商品条码。
第九条 需要使用北美商品条码的，可按本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申请注册。
在国内获得北美商品条码注册的，视同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第十条 系统成员对其注册的商品条码享有专有使用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或冒用他人的商品条码。
第十一条 使用商品条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注册的商品条码只能在本企业生产、经营的商品上使用，不得出租、转让或与其他企业共用。
第十二条 注册的商品条码有效期为两年，期满前三个月内由条码主管部门通知系统成员参加续展复审。逾期不参加复审的，注销其注册商品条码和系统成员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系统成员更改单位名称，应自更名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更名手续。
系统成员与他人合资、合并，所成立的新单位需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另行办理商品条码的注册手续。
第十四条 系统成员终止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向条码主管部门书面申请注销其商品条码。需重新使用商品条码的，应按本办法注册新的商品条码。
对已注销的商品条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启用。
第十五条 境外公司在本市设立的子公司如使用境外公司的注册的商品条码，应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申报备案：
（一）境外公司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使用境外注册商品条码的授权文件；
（三）子公司的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第十六条 受委托加工产品并使用委托人注册的商品条码的，应自加工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领取备案证书；
（一）委托人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加工合同；
（三）委托加工产品的条码标识。
第十七条 商品条码胶片制作应向条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条码主管部门提供条码胶片。
未经国家条码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承接商品条码胶片的制作业务。
第十八条 申请、变更商品条码注册，应按国家规定交纳费用。

第三章 商品条码产品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条码产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第二十条 印制商品条码，必须具备相应的印制能力，并取得条码主管部门核发的商品条码准印证后，方可承接商品条码的印制业务。
承接商品条码印制业务时，应查验付印方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并立档备查。
印制者不得印制和提供假冒的商品条码。
第二十一条 条码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可到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查验其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备案证书和准印证书，检查商品条码使用规范和条码产品制造质量。
对涉嫌假冒、伪造的前款证书和条码产品，可依法封存、扣押。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在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上伪造和冒用他人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未售出的产品，没收已售出产品的销货款，并可处以违法经营额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使用己注销的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第二十八条 条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中与本文有关的内容
……
九、《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1、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2、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3、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为第二款，即增加：“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4、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
本决定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22日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张晶


法治国的框架里，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的理念，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人们有理由追问：妥协执法，法治何在？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
公平不存，法治何在？这不是绕口令，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人们对法治的真切的呐喊与呼吁！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耸人听闻”的结论：妥协执法的恶果就是破坏法治，就是阻碍法治国建设的进程。不过，我们一味责怪监狱机关执法不公是有失公平的。
因为，监狱机关妥协执法的现象难以根除，除了监狱机关管理不力、执法不严、极少数干警素质不高的原因外；“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有关领导”是难辞其咎的。一个“有头面”的罪犯（关系犯）被投送到一个监狱服刑时，监狱长就成为了重点“公关”的对象。监狱不是空中楼阁，监狱总是在具体的存在，监狱工作处处“受制于人”，监狱长也要食人间烟火，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多少令“人微言轻”的监狱机关无法招架。因此，监狱长“妥协”了。尽管这种理由摆不上桌面，尽管这多少有些为监狱长推托责任的嫌疑，但这是客观事实。这里，我们似乎不应该停留在争论监狱机关存在的妥协执法现象是谁的责任，而是应从法治的角度去深刻揭示监狱妥协执法的危害。
监狱机关，是我国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监狱工作有多重要，清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
“监狱与立法司法鼎峙而三，纵有完备之法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
再言：“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
又言：“ 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前修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实行改良监狱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是一日。）]
在沈家本稍后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徐谦，他在参加完“第8次万国监狱会”后，写的《报告折》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徐谦等回京报告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其实，政府设立监狱的意义也大概在此。监狱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然而，长期以来，监狱中的不公正执法现象未能有效制止。至少在民国期间，监狱学学者林纪东就关注“妥协行刑”的现象，他认为，这“使行刑全无意义，破坏刑事司法的根本精神。”
其实，不公正执法不仅对法治是一种破坏，即使对监狱自身工作的冲击也是致命的。监狱对“关系犯”的“照顾”，意味着破坏正常的管理规范。
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不断强化罪犯的法律信仰。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促使和推进监狱形成一个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条件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
不少罪犯对“关系犯”受到照顾而愤愤不平：我们辛辛苦苦在改造，他们可以完全凭“关系”得到照顾，我们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对“关系犯”来说，即使受到照顾，也还显得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还应该再够“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照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公平价值：正经改造的罪犯，对公正提出质疑；受到的照顾的“关系犯”，对公平视若儿戏，他们认为，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对“关系犯”的照顾，使刑罚执行的定制遭到破坏，使更多的罪犯（甚至包括“关系犯”）在头脑中建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当鬼把磨推”的认识基础，对公平、公正执法的消磨与侵蚀是致命的。罪犯有了这样的感受与体验，试图再让他们相信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就显得多余而毫无意义。在这样的境况中，必然会使罪犯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失去对干警的信任。这样，监狱机关对罪犯的改造，任凭监狱干警如何辛苦、奉献以至于牺牲，在罪犯的眼中不过是虚伪的表演、真实的面具而已。可见，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说教。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在具体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人们可以想象：妥协执法这种状况，对罪犯改造，对社会法治的建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人们对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对法律信任、认同开始动摇。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理念、崇尚法律的基础，是法治国家建立的基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存在，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何况，在我们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公民对法律信仰本来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有意或无意的损害本来就脆弱的法治基础，则监狱机关不仅无法担当起建设法治国的历史重任，而且监狱工作、监狱机关会严重拖累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监狱机关公正执法形象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监狱警察公正执法，用自己良好的作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要坚决纠正对各类“关系犯”的关照，有效抵制“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对公正执法的干扰，切实发挥监狱机关在法治国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和期待，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监狱机关的执法干扰将会不断减少，监狱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会不断改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